“中國發明造紙術的時間，向前推了300年，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1987年9月13日清晨，正在日本京都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潘吉星，像往常一樣，一邊啜着咖啡，一邊隨意翻看報紙。
突然，報上的一則新聞差點讓他從沙發裏蹦起來，“我怎麼上了日本的報紙?!”
是日，《朝日新聞》、《京都新聞》等日本報紙，紛紛轉載了共同社消息《蔡倫的紙仍是最早的——中國的學會解決了30年的爭論》。
報道說，“世界上最早的紙是蔡倫於公元105年所發明的。日本的百科辭典所介紹過的比這早二百年以上的‘灞橋紙’之說，是無力的。”“這是十一日在北京召開的‘蔡倫發明紙1882年大會’上由輕工業部造紙局及中國造紙學會發表的‘對真相作徹底的調查的結果’。”
潘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從事紙史研究，被認爲是支持蔡倫以前有紙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同社在交代新聞背景時說，“1964年，紙的研究家、有名的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潘吉星，在《文物》雜誌上發表斷定爲‘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纖維紙’的論文，結果使蔡倫的名字在一部分歷史書、教科書、博物館中被取消。”潘吉星因爲“在學術界造成很大的混亂而受到批評”。報道還援引英文報紙《中國日報》(ChinaDaily)消息說，“潘氏現在在國外已承認其自說的錯誤。”
“這純屬造謠!”潘吉星如今對筆者談起這件事，還耿耿於懷。“我正在日本宣講西漢有紙的觀點，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
看到新聞的當日，潘吉星就約見了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次日，潘指責輕工業部未尊重事實的消息，刊登在《每日新聞》的顯要位置。
此後一週，潘吉星在日本化學史學會和東京造紙博物館，兩次宣講蔡倫前有紙說。前來“觀戰”的日本聽衆把會議室擠得水泄不通。
爭論是怎樣開始的
上世紀50年代以前，各界對蔡倫是造紙術發明人的說法，並無異議。雖然1933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發現了一張早於蔡倫的西漢紙，但被當做孤證沒有加以重視。
直到上世紀50年代，化學史家袁翰青首次挑戰了這一“歷史定論”。
1953年初，袁翰青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期間，受北京師範大學聘請，爲學生開設中國化學史講座。袁翰青對有關造紙史籍進行一番研究和思考後認爲，像造紙這樣一門多原料、多工序、多品種的技術，由一人發明，似乎不大符合實情。尤其是蔡倫作爲一個太監，知識面有侷限性。如果按《後漢書》上的說法把他作爲紙的發明人來講解，是相當困難的。
後來，袁翰青將講稿增改成文，以《造紙在我國的起源和發展》爲題，發表在1954年第12期的《科學通報》上。文章首次提出，“蔡倫是造紙術的改良者而不是發明者。”
次年，當時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工作的張德鈞，在1955年第10期《科學通報》上撰文，反駁袁文觀點。張德鈞認爲，無論是文獻考察和實物探究，都沒有提供出蔡倫以前已有植物纖維紙的證據，因此袁文的“蔡倫之前已有植物纖維紙”之說不能成立。
爭論是從袁、張兩位在刊物上發表文章開始的。
此後，20世紀50年到70年代，考古學家先後在中國的甘肅、陝西先後發掘出一些西漢紙。每有蔡倫前古紙的發現，就會引發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大家各抒己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紙史研究的管轄權
到了1979年，爭論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是年，主管造紙局的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毅之率中國科技代表團訪問日本，參觀東京造紙博物館時，發現展覽說明中說，蔡倫以前的西漢已經有了紙，非常生氣，隨即向日方提出抗議，他說這與中國的歷史定論不同，要求撤銷此說明。
當時的東京造紙博物館館長野口爲一郎拒絕了中方的要求，說，如何布展是他們的內部事務，而且關於造紙起源的說明，是根據中國考古新發現和中國學者對古紙的研究成果做出的，沒有什麼不妥。
代表團回國後，正好趕上國內媒體報道陝西扶風發現蔡倫之前的西漢麻紙。從這時起，輕工業部正式介入蔡倫是否是紙的發明人的論戰。
一、認定主管造紙行業的造紙局對全國紙史研究擁有管轄權，與此相關的作品自1979年起應報造紙局審批，“取得正式批文後才能發表”。(《撥亂反正與行政干預析》，刊載於《紙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二、認定輕工業部造紙局是“全國唯一權威、合法的”檢測出土古紙的技術中心，其它所有單位和個人的檢測，如與造紙局有不同的判斷，“在法律面前是無效的”。(《西漢古紙的分析鑑定應以誰爲準》，刊載於《紙史研究》1986年第8期)
幾乎同一時候，潘吉星著《中國造紙技術史稿》1979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書中介紹了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發掘的羅布淖爾紙，以及化學史家袁翰青提出的“西漢有紙說”的觀點。
《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的出版立刻激起輕工業部的巨大反彈。輕工業部分別向中國科學院科學史所和文物出版社提出抗議：質問爲什麼沒有經過輕工業部造紙局審批，便輕率地出版這樣的著作。
當時接聽輕工業部抗議電話的科學史所黃煒和文物出版社該書責任編輯胡家聰，事後都向潘吉星談到這件事，他們始終不能理解，爲什麼輕工業部要干涉文物系統出版的一本科學史著作。
潘吉星還告訴筆者，從那以後，他被造紙局拒之門外，造紙局不再接受他送來的分析化驗樣品。無奈，潘將古紙樣品帶到日本，請日本有關機構幫助檢驗並拍攝顯微照片。後來，紙史委員會副主任陳啓新說他這種做法是“文物走私”。
“很難想象，‘文革’結束這麼多年了，大家還用這樣一種語言和方式來爭吵一個學術問題。”甘肅省考古隊何雙全說。何雙全後來是放馬灘紙和懸泉置紙的發掘人，他在接受採訪時特別提到，他剛剛發掘出放馬灘紙地圖時，曾有人警告他“闖了大禍”。
灞橋紙“作僞”?
1987年9月11日，中國造紙學會在北京科技會堂舉行紀念蔡倫發明造紙術1882週年大會。《紙和造紙》1987年第4期刊登的大會通訊，記述了大會的盛況。
“出席紀念會的有首都及外地科技、文化、新聞、出版、教育和造紙方面的領導和代表二百餘人。”
“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協名譽主席、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和中國造紙學會理事長王毅之作了重要發言”。
會上，周培源說，“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公元105年，東漢蔡倫造紙術的發明，爲推動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僅在我國的歷史文獻上，而且在國際文化界中早有定論”，“決不可輕率地貶低蔡倫和修改歷史”。
大會最後宣佈：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爲期三十年的紙史爭議自即日起已告結束。
次日，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等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紙史爭議的“官方定論”。
《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消息《專家確認蔡倫發明造紙西漢的“灞橋紙”是廢麻絮》。文章稱，“近年來，中國造紙研究所的專家經過細緻的考察和分析，認爲‘灞橋紙’根本沒有經過切斷、打漿和抄造等造紙生產的基本工序，不是植物纖維紙，而是一些廢麻絮。”“蔡倫纔是造紙祖師。”
《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蔡倫造紙功垂百世“灞橋麻紙”冒名三十年》，稱，“輕工業部造紙工業局與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對1957年發現的‘灞橋紙’進行了細緻的調查，結論是：根本未發現灞橋西漢墓穴”;“所謂的灞橋‘西漢紙’，只是在塌方和推土機推過的泥土中發現的一團纖維狀物，又經人工將其加工出來的。”
《科技日報》乾脆直接點了灞橋紙發掘人、陝西省博物館程學華的名字，說，“程學華等人將纖維狀物噴上水，熨燙平展，用玻璃夾緊，搞成單片。”“爲徹底查明‘灞橋西漢紙’的真相，輕工業部造紙工業局與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近年來先後組織調查組赴西安、北京等地深入調查，走訪了當年‘灞橋紙’的發現者、磚瓦廠現場工人、監工、現場負責人以及陝西文化、科技、考古、文物界的有關專家，結果表明：‘灞橋西漢古墓’僅僅是推測。”文章最後說，“輕工業部有關領導人指出：對虛假的‘灞橋紙’在國內外引起的種種混亂，需要儘快予以澄清，撥亂反正，讓被玷污了的中華民族造紙史重放光華。”
如今陝西省博物館的程學華已故去多年，但從他專門針對輕工業部大會點名撰寫的《西漢灞橋紙的補述論證與有關問題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一文中，可以看出他當時的反應。
這份長達17頁的《說明》寫於1988年10月15日，程學華簽字蓋章。
在《說明》中，程學華詳細闡釋了灞橋紙的發現經過、墓葬位置、斷代依據以及旁證依據等。在對這些專業問題進行陳述之後，程用了一半的篇幅“揭穿輕工業部和中國造紙學會所謂對灞橋紙深入調查的真相”。
程學華記錄了輕工業部造紙局和中國造紙學會前後三次和他的接觸過程。
第一次是1979年秋。當時程學華已經完成秦兵馬俑坑的鑽探試掘任務，轉入秦始皇陵園的調查鑽探。從北京來了兩位女同志，一位是王菊華，另一位是李玉華。程學華向兩位北京客人介紹了灞橋紙發掘的詳細情況。
王當時是造紙局的化驗員，李是黨務工作者。日前，王菊華接受了筆者的訪問，她是一位謙和的白髮老人，李玉華則謝絕了筆者的採訪。這兩位後來多次聯合署名撰文，堅持說蔡倫是造紙術的發明人。王、李二人成爲這一觀點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第二次是1983年5月24日。這次前來調查的是輕工業部造紙局的一位王姓處長和農業製片廠的一位編輯。“王處長對我是上級對下級的口氣，他要我改變一下自己的原有說法，我就可以上科教電影片的鏡頭，我實在反感”。程學華在報告中寫道。
第三次調查是1987年四五月間，紙史研究委員會委員段紀綱受輕工業部造紙局和中國造紙學會派遣，兩次赴陝西調查。4月21日，段向程提出，請改變觀點。5月23日，段再次找到程學華，拿出一份已經擬好的談話筆錄，要求程簽字。“對此，我據理駁斥他們這種無原則的做法。”程學華在《說明》中寫道，“這是學術研究領域內的怪事”。
1987年6月，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調查組完成了《關於“灞橋紙”的調查報告》，並在同年9月紀念蔡倫發明紙1882年大會上向外界公佈。
紀念大會沒有邀請陝西省博物館派人出席。事後，陝西省博物館館長武伯倫看到《調查報告》後，在和一位造紙專家的通信中，代表陝博發表了兩條意見：
一、對輕工業部紙史委員會新公佈的“作僞”的決定，我館不予承認。我們從未聽到過關於“作僞”的反應，也無“作僞”的依據，我們從未懷疑過我館的研究成果。
二、在無充分依據的情況下，我館不改變對灞橋紙的斷代和收藏等級，仍斷爲西漢，仍按一級品收藏。在陳列中也按西漢紙陳列不變。
落款是陝西省博物館，1987年12月24日，加蓋公章。
在灞橋紙的問題上，兩派脣槍舌劍，相互之間的爭論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關係國家尊嚴的大問題”
1987年召開的紀念蔡倫發明造紙術1882週年大會上公佈的《關於灞橋紙的調查報告》，明確寫到了“灞橋紙”在國內外造成的混亂和影響，包括全國中小學使用的《中國歷史》教材、大學歷史教材、許多工具書以及其它書刊裏都出現了“灞橋西漢紙”的字樣，蔡倫由造紙發明家被貶成造紙改良者，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變成了“三大發明”，不提造紙術了。國內外有些博物館裏的蔡倫像被拿掉了。
大會根據《調查報告》指出，蔡倫發明造紙術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由所謂‘灞橋紙’引起的種種混亂，應證實予以澄清”。
很多人認爲，西漢有紙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造紙鼻祖的顛覆。全國各地乃至日本的手工造紙作坊裏，如今還供奉着“蔡倫祖師爺之位”，工匠們至今還保留着每年陰曆三月十七日祭祀蔡倫的習俗。
對蔡倫發明紙說法的挑戰，令一些持傳統觀點的老人很難接受。
2007年10月，《河南商報》發表過一則題爲《河南博物院“四大發明展”無造紙術引發爭議》的新聞。報道說，在河南博物院10年的展出中，中國人引以爲豪的“四大發明”卻只展出了三項。中國造紙學會的李玉華在鄭州開會時，無意發現了這個缺漏。她寫信給河南省有關領導。在她的奔走中，造紙術終於在河南省博物院與觀衆見面。
在堅持蔡倫發明造紙的人眼中，這是關係到國家尊嚴的大問題。紙史委員會委員安嘉麟曾在《紙史研究》1987年第7期上用“宗實”的筆名，撰寫了題爲《撥亂反正與行政干預》的文章。文章指出，蔡倫造紙說是“歷史定論”，關係到祖國尊嚴和榮譽，神聖不可侵犯。挑戰此說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是否愛國、維護國家尊嚴的政治問題。
“西漢紙的發現，和貶低‘四大發明’根本扯不上關係。”潘吉星說，中國發明造紙術的時間，向前推了近三百年，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是好事。
日本學者、東京大學教授中山茂所著的《市民的功利主義科學觀》，於1984年由東京社會評論社出版。中山茂說，“自從西漢有紙說在中國發表以來，有人對此說加以缺乏根據的反駁，無非要維護蔡倫是紙的發明者。這是對蔡倫帶有宗教感情的信徒的所作所爲。”“由於感情問題作祟，反對紙的西漢起源說，只好說‘灞橋紙不能以紙定論’。”
餘波未平
隨着甘肅放馬灘紙和懸泉置紙先後發現，關於蔡倫是否是紙的發明人的爭論漸漸平息。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初中課本《中國歷史》第一冊，引入了1986年甘肅天水發現的放馬灘紙，正式使用了“蔡倫改進造紙術的說法”。此後教材多次印刷，幾次修訂都沒有改變這一結論。
而潘吉星在1979年出版的《中國造紙技術史稿》至今已經多次修訂。每遇考古新發現，潘吉星都會把新的證據加入書中。最新一版的《中國造紙史》(200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潘說，“這一版他最滿意。”潘的著作現已翻譯成英文、日文，以潘爲代表的西漢有紙說，也被國際學術界所接受。
新的發現和學術著作並沒說服反對者。
2005年10月，蔡倫故鄉湖南省嶽麓出版社出版了《紙祖千秋》。這本近55萬字的文集收錄了100多篇文章，清一色地由堅持蔡倫發明造紙術觀點的人撰寫。書的封底寫着：謹以此書獻給蔡倫發明造紙1900週年。
2008年10月，北京奧運會過後不久，有人提出，將蔡倫故里湖南省“耒陽市”改爲“蔡倫市”，做好做足蔡倫這篇文章，用好蔡倫這塊瑰寶。
西漢古紙出土一覽表
序號紙名年代出土時間出土地及發掘方式
1、羅布淖爾紙-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1933年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科學發掘
2、灞橋紙-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1957年陝西西安灞橋磚瓦廠工地清理
3、金關紙-公元前52年-公元前3年，1973年-1974年甘肅居延漢肩水金關軍事哨所科學發掘
4、中顏紙-公元1年-公元5年，1978年陝西扶風縣中顏村漢建築遺址窯藏清理
5、馬圈灣紙-公元前65年-公元23年，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屯戍遺址科學發掘
6、放馬灘紙-公元前176年-公元前141年，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墓清理
7、懸泉置紙-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年，1990年-1992年甘肅敦煌甜水井漢墓懸泉置郵驛遺址科學發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