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明清皇帝和臣子，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冬寒歲暮，新年將至。
大明帝國四海昇平，空氣中悄然瀰漫起一種迎春接福的喜悅。
然而，就在這種喜悅中，貴爲天下之主的明神宗皇帝卻象吞了一隻臭蒼蠅，又噁心，又恚憤。
這隻“臭蒼蠅”，其實是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寫的一份《酒色財氣四箴疏》。
《酒色財氣四箴疏》寫得相當過分!
原文大致如下：
臣到朝廷任職有一年多，總共卻只見過陛下三次。此外，只聽說陛下貴體欠安，一切傳免，即使是祭祀宗廟也是派遣官員代辦，政務不親自處理，經筵、日講也已停止了好久。臣知道陛下有病，所以要向陛下分析分析病源和癥結。臣聽說，嗜酒就會損胃，戀色就會亂性，貪財就會喪志，尚氣就會傷肝。陛下每日山珍海味，小酒不斷，大酒不停，白天歡飲不夠，繼以長夜。這就犯了“嗜酒”之忌。陛下寵溺鄭貴妃，忠言不納，良語不聽，儲位久虛。這就犯了“戀色”之忌。陛下傳索帑金，搜刮錢財。逼迫宦官徵收礦稅，徵收到還好，徵收不到便咆哮不已。甚至還收受張鯨等人的賄賂。這就犯了“貪財”之忌。陛下今日拷打宮女，明日呵斥太監，很多人罪狀未明，立斃杖下。陛下還把怒氣撒向如範俊、姜應麟、孫如法等忠直之臣。這就犯了“尚氣”之忌。“酒、色、財、氣”四病纏繞身心，不是服用藥物能夠奏效的。臣如今敢以四箴獻上，希望陛下臨朝務正，勿貪酒、色、財、氣，否則夏桀、商紂、隋煬等人便是榜樣。如今陛下春秋鼎盛，尚且長年累月不上朝，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假若陛下肯聽臣言，即使立即誅殺臣，臣雖死猶生!
就是這份奏疏，讓神宗怒急攻心，偏偏又遇上歲末，不能處置，一腔怒氣無處發泄，奏疏在宮中存留了十日，肝火越燒越旺。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年正月初一，首輔申時行等內閣大臣到毓德宮賀元旦、慶新春，神宗這才把雒於仁的四箴疏給申時行，氣呼呼地說：“朕的病症更加嚴重了。”
申時行笑吟吟地應對說：“皇上春秋鼎盛，神氣充盈，只要加意調攝，也能無藥自愈，不必過多憂慮。”
神宗沒好氣地說：“朕去年心肝二經的火氣時常併發，致使頭目眩暈，胃隔脹滿，但稍經調理，便可以消除。現在，雒於仁這份該死的奏本，肆口妄言，觸起朕怒，以致肝火復發，至今未愈。”
申時行仍是笑容可掬地答：“聖上龍體最爲重要，無知小臣狂戇輕率，不必太過介意。”
神宗按耐不住，又從申時行手裏奪回雒於仁的奏疏，激動地指着上面的字給申時行看，說：“先生請看這裏，他這樣編排誣衊朕，說朕酒色財氣四樣具全，先生爲朕評評理。”
申時行放眼去讀奏疏上的文字，還未回答，神宗又噴着粗氣說：“他說朕好酒。試想天下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只是因鄭氏勤勞，朕在宮中行走，她必定相隨，朝夕間小心勤勞侍奉。而恭妃王氏有長子要照顧，朕也要她小心調護照管，他們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朕何嘗有偏心?他說朕貪財，收受了張鯨的賄賂。朕爲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朕若貪張鯨之財，何不抄沒了他家?又說朕尚氣。古人說，少時戒色，戒氣。朕豈有不知?但人怎麼可能沒有氣?即使像先生家，也有童僕家人，難道他們做了錯事也不能責治?如今內侍宮人等有觸犯了法令或及誤事的，朕是曾有杖責。但怎麼可以把宮中生病死去的說成是杖責死的?先生務必拿這奏本回去詳加研究，票擬從重處罰雒於仁!”
申時行聽了他最後一句，趕緊把目光從奏本上收回，替雒於仁求情，說：“這等無知小臣，誤聽道路之言，輕率讀奏。”
神宗憤憤道：“他這是想博出位、沽高名!”
申時行借坡下驢，說：“他既是想博出位、沽高名，皇上如若從重處罰了他，正好成就了他的高名，而損害了皇上聖德。只有寬容不較，才彰顯聖德之盛。”說完，把雒於仁的奏疏交還到御案前。
神宗一聽，愣了愣，自言自語地說：“這也說的是。即使不至於折損了朕的德行，也折損了朕的氣度。”
申時行乘機讚歎說：“聖上聖度如天地，還能有什麼不能相容的。”
不行，不能受你的忽悠!神宗回過神來，把申時行交還到御案的雒於仁奏疏再塞給申時行，要他全文詳加閱讀，說：“朕還是氣他不過，必須從重處罰!”
申時行稍閱奏疏大意，說：“這份奏本原是輕信訛傳，如果要票擬處分，就會傳出外界，四方人士反以爲實。依臣等愚見，皇上還是留中不發爲好。到時，臣等載之史書，傳之萬世。使萬世頌皇上爲堯舜之君。”說完，仍把雒於仁的奏疏交還到御案前。
神宗面露不悅之色，說：“先生到底怎麼樣處罰他?”
申時行搖頭說：“這份奏本既不可發出，也沒有什麼辦法處罰他。還望皇上寬宥。臣等傳語本寺堂官，讓他辭職就可以了。”
神宗神色稍舒，語氣也溫和了許多，抱怨說：“只因先生是朕親近之臣。朕所有舉動，先生們都知根知底。他憑什麼誣衊朕酒色財氣四樣具全?”
申時行安慰道：“九重深邃，宮闈祕密。臣等也不能詳知。何況雒於仁輩疏遠小臣。”
神宗嘆息道：“人臣侍奉君主，該知道些規矩。如今朝廷羣臣沒個尊卑上下，信口胡說。早年的御史黨傑，也曾奚落我。我也容忍了。如今雒於仁又這樣污辱我。定是因爲我不曾懲治黨傑，所以雒於仁纔敢如此放肆。”
申時行答道：“人臣進言，即使出忠愛之心，也應該從容和婉。臣也是到了事體到不得不言之時方敢陳奏。臣又豈敢不與皇上同心?像雒於仁這等小臣，臣豈敢迴護?只是以聖德聖躬爲重。”
神宗頷首同意，說：“先生尚知尊卑上下，雒於仁這等小臣卻如此跋扈。近來只見羣臣議論紛紛，顛倒黑白，以正爲邪，以邪爲正。這一份奏本所論還未來得及看，又有一份奏本呈上，使朕應接不暇。朕如今在夜裏掌燈看字，字跡不清。如何能一一遍覽?這樣下去，終不成個朝綱!先生作爲朕的股肱之臣，也要替朕做個主張。”
申時行趕緊答道：“臣才薄望輕，只會借鑑前人覆轍。所有事體，向上就稟告皇上由皇上獨斷，向下就交付給外廷由廷臣公開討論，不敢擅自主張。”
神宗擺手說：“不應該是這樣。朕是心臟，先生是四肢。心臟不是四肢，怎麼能行走運動?朕既將國事委任給先生，有什麼要畏避的?先生還要替朕主張，任勞任怨，不要推諉!”
申時行叩頭謝恩，說：“皇上這樣優待臣等。臣等豈敢不盡心圖報?任勞任怨四字，臣等當作爲座右銘，朝夕服膺。”(以上明神宗與申時行等召對紀錄譯自《神宗實錄》卷219)
過了幾天，雒於仁稱說有病，請求辭職。
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一事就此拉倒。
有意思的是，清高宗乾隆帝也遭到過與明神宗皇帝類似的指責。
康熙、雍正兩朝對朝野的文化思想禁錮極嚴極酷。雍正帝收拾年羹堯那會兒，由於無聊墨客汪景祺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大拍年羹堯的馬屁，雍正大爲震怒，指責《西征隨筆》一書“悖謬狂亂，至於此極!”喝令將汪景祺處斬、梟首示衆，其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爲奴，其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其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汪景祺的頭骨懸掛在菜市口風吹雨淋了將近十年。
雍正十三年(1736年)，雍正暴斃，25歲的乾隆皇帝繼位。
乾隆皇帝一上臺，就下令刑部取下汪景祺的頭骨，“制竿掩埋”。
乾隆這麼做，是在向天下士人釋放出這樣一個訊號：本朝要刷新前朝弊政，開放言路。
在這種背景下，肅殺的政治風氣稍稍舒緩。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三，雲貴總督碩色給乾隆上了一份密奏，稱是安順府提塘官吳士周於六月初八從入滇客商的身上查獲一紙抄錄傳播的密稟。
乾隆展卷一看，裏面的內容竟是假託本朝工部尚書孫嘉淦之名來指責朝政的，說當今皇帝有“五不解，十大過”，南巡之舉是“失德”之舉，勞民傷財，搞得怨聲四起。
乾隆氣得都歪了，他用不着跟任何人商量此事的處理方式，立刻傳諭步軍統領舒赫德及直隸、河間、山東等省督撫嚴查此事。
很快，舒赫德等人就把大清帝國查了個底朝天。案件波及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地區，可謂雞犬不寧。被無辜牽涉查拿下獄的人犯高達兩千多人，其中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餘人。
一年又七個月後，被乾隆欽定爲“主犯”盧魯生慘遭凌遲處死，另外被欽定爲“從犯”的劉時達等人俱定秋後斬決，親屬照律緣坐。
最讓人唏噓不盡的是，被冒名的孫嘉淦竟然被活活嚇死。
明神宗和乾隆帝對這類事情的處理方式不同，導致他們在歷史上得到的評價也不同。
正如明神宗自己說的，因爲他對“雒於仁式”的誣衊和污辱處理不夠嚴酷，後來雒於仁這樣“博出位、沽高名”的官員就層出不窮，這些官員絡繹不絕上書，對神宗進行肆意漫罵，把神宗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
俗話說，謊言重複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明神宗於是就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昏庸之君。
而清高宗乾隆下得了狠手，殺人不眨眼，自“孫嘉淦僞稿案”之後，沒有誰再敢妄議一句朝政，充斥朝野的都是“聖明天子”阿諛頌揚之聲。乾隆也因此成爲了歷史上有名的“聖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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