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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丕揚在萬曆年間出任吏部尚書，當時六十二歲，其職責就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明朝名義上沒有宰相，尚書是最大的官。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他創建了抽籤法，明朝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無論賢愚，一概要憑手氣抽籤上崗了。一個聰明的正派重臣，竟把皇上託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籤。
禮部尚書于慎行對孫丕揚批評道：人的纔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長;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舍;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籤，簡直可笑。于慎行的批評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的特點，順便說一下，那時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壓力很容易轉化爲貪污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關係到“德”。
明朝大學士顧炎武對竹籤當政的指責更加尖銳：用這套辦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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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丕揚誰都不怕，唯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託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是，於是發明了抽籤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
宦官在名義上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宦官的頭子不過是個四品，而且宦官是不允許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干預政事者斬。朱元璋也廢除了宰相制度，並說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任何人，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親自出面管理國家。從管理學的角度看，資產所有者親自出面管理一個大企業的制度並不是一個好制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國家。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管理人才。(現在，大企業都會聘請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公司，這叫專才專用。)
在這種制度下，禁止外人插手代理，那皇帝又如何?從小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瞭解必定是膚淺的，他只有一套教條和理想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皇帝，很少有能力強的，要不就是有德無能，要不就是無德無能。以上兩種皇帝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
皇帝批閱奏章，首先要由皇帝的祕書(內閣大學士)看一遍，替皇帝草擬一個處理意見，用小紙條貼在前面，這叫擬票(現在官場用的“擬同意”可能就是出自這裏)。之後呈到皇帝手裏，參考大學士的意見口授旨意，太監持紅筆記錄，這叫批紅。呈送奏章的人不如提建議的擬票人權力大，擬票人不如拿紅筆寫批示的人權力大，批紅權大於擬票權，特別是在皇帝又懶又好糊弄的條件下。在這種情況下，宰相權實際就到了宦官手裏，行政權力的重心悄然轉移。
不知不覺中，朝廷決策、官員進退，都把持在宦官手中，不許干政這些屁話，早就成了一紙空文。名義上權力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不能幹，不肯幹，這時候，在沒有合法的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條件下，行政大全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顧問和隨從手裏了。這是潛在的規矩，確是真正管用的規矩，不懂這個規矩的人將在官場上碰的頭破血流。
明朝必定出現一個灰色的權勢集團，這個集團有能力讓正式制度的維護者給他們讓路。孫丕揚不願意讓路，但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讓路。雙方較量的結果，就是孫丕揚帶頭放棄自己手裏的安排幹部的權力，放棄肥缺的分配權，任何人都不能憑自己的標準安排幹部，一切由竹籤和當事人的手氣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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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資排輩制度和抽籤制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的官員選擇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製度。這兩種制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的上你抽籤。
論資排輩起源於北魏時期，當時戰爭中立下功勳的人很多，又有羽林軍入選，武夫得勢，卻不識字，更不會計算，只懂得舉着弓弩衝鋒，追隨蹤跡抓人。這樣的人怎麼能治理好天下。再說武人太多，而官員的名額太少，即使讓十人共一官，官職也不夠用，更何況每個人都希望得一個官職了。於是有個叫崔亮的官員採用了新辦法，不問賢愚，完全根據年頭任用官員。年頭不對，即使這個職位需要這個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頭夠長就先提拔任用。
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讓步。明朝末年，孫丕揚也同樣面臨着權勢集團的壓力，抽籤也是不得已。這兩位相隔一千餘年，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卻相同，一個很明白的問題竟然用一千年也解決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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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有三個層次的選任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的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明朝官吏的“工轉幹”大部分都是通過走後門的方式進行的，吏部的一個吏員的肥缺就價值上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一個縣太爺二十年的名義工資。權貴們收了人家厚禮，經常點着名安排某個人到某個位置。在孫丕揚生活的萬曆年間，如果某人從官員的位置上退下來，你想讓他推薦你接任，即使你的學歷資格都符合條件，也要交五六百兩銀子的推薦費，這相當於一戶自耕農二十年的收入。還有一種形式，大家先湊錢買個官當，按入股的比例分贓，(如今的名媛圈湊錢擺拍和這個性質差不多)。他們花了巨大代價坐上了官位，最後買單的還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句話在哪個時代都不爲過。
在上述情境下，我們設身處地爲孫丕揚想一下，就會發現他膽識過人。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的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就是論資排輩加抽籤。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每個人都會變老，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格外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在此條件下再進行抽籤，把前程交給上天安排，天意是人人都尊重的，也不會有人反對。
當然，權貴們的路並沒有被孫丕揚堵死，考選只是官員升遷途徑之一，還有一條途徑是保舉。爲了彌補考選不足，京官五品以上都有權保舉官員。被保舉者的升遷調用沒有年頭和資格的限制，也不用抽籤。爲了爭取保舉名額，有的人不惜花三千兩銀子來爭取。
在明朝的最後幾年，崇禎皇帝覺得抽籤選上來官員實在不好用，就大力提倡保舉，第一批保舉出來的人還不錯，不過接下來便一塌糊塗了。李自成破陝西，京都大震，明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官員中大肆行賄事件還在上演，崇禎就又採取抽籤制度，當時許多地方已成廢墟，有的地方危機四伏，不管是什麼地方，一旦抽籤抽中，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勵精圖治、與朝廷共命運的崇禎皇帝最後關頭都不得不採取抽籤制度，可見皇帝本人和孫丕揚一樣讓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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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上的各種關係都擺平了，那麼下邊的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繳了皇糧國稅，官員是不是就應該爲老百姓服務呢?不會，在進行官場謀劃，努力擺平各種利害關係的時候，無需考慮老百姓的壓力，他們根本就構不成一個壓力集團，就是一盤散沙而已，考慮他們也是多餘。
作爲政權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論和原則上非常重要，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因此纔有了選賢任能，爲民父母，愛民如子，以免洪水氾濫，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這一套，老百姓也會十分幸福的，當牛做馬雖然免不了，皇親貴族們好好對他們，給口飯吃好好養活着也行。有一個好牧人，好好替天子放牧，把握好屠宰數量，這樣老百姓當奴隸也能當的美滋滋。但現實是，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無論是壓力還是牢騷，什麼也傳不上去，上邊什麼也不知道。豺狼虎豹混進牧人隊伍中，把牛羊們吃得斷子絕孫，這是最黑暗的潛規則，這就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介於白色規則和黑色規則之間，沿着這條規則上來的放牧者就是大雜燴，好人壞人都有，老百姓趕上誰就是誰。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麼也不是的情況下，孫丕揚等人努力爲老百姓爭取到了這個政治成果。這個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稱之爲成功，也可以稱之爲失敗，這大概也是各朝各代能維持二百多年，最後卻難免滅亡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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