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的半途，光緒諭示內閣：“着令直隸總督榮祿迅速刷印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一書，並分發各衙門悉心核看，逐條簽出……”顯然，光緒要把這部呼籲體制革新的舊著，當作維新變法的改革預案來用。
在《校邠廬抗議》中，馮桂芬提出要裁減冗員，分別對清朝的漕運、河務、關口、鹽務、督撫諸衙門，以及京官、內外武職等機構的設置與人員問題，提出了裁減方案。馮桂芬認爲，國家官員多且濫，如民諺所云，遍地都是“吃飯官”—“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十百。”馮桂芬又提出了冗員之害：“國家多一個無所事事的官員，不光多了一個白吃皇糧和白拿俸祿的人，也等於多了一個吸吮、盤剝民脂民膏的人，甚至是多了一個敗壞、傾覆國計民生的人。爲什麼要設置這樣拖累人民、貽誤國家的官位呢?”
應該說，馮桂芬對官場冗員問題認識深刻，裁汰冗員的建議也很有針對性。但是，裁汰冗員說起來簡單，真要付諸實施，不光復雜，甚至難上加難，因此精官簡政的機構改革往往無疾而終。爲了避免重蹈覆轍，光緒召見康有爲，向他諮詢具體的裁員之策，康有爲對以“不要去掉舊衙門，而只增加新衙門;不要罷黜舊大臣，而只漸漸擢升小臣”的策略。他以爲，這樣先做“加法”，暫不用“減法”，精官簡政就能推行開來。但是，漸漸擢升小臣、信用維新黨人，必然會影響那些舊臣的權柄，並引起他們的猜疑，進而遭到他們的抵制。守舊的後黨勢力也絕不會束手待斃，他們會到“老佛爺”面前去告狀。
雖然康、樑等人對後黨勢力阻撓變法、干擾裁汰冗員之舉早有預見，可還是低估了其能力。他們以爲，只要皇上一紙詔書暢行天下，就能帶來改革新局面。於是，他們不顧後黨勢力的阻撓，向官僚機構開刀，發出了裁汰冗官的簡政令。
成千上萬“吃飯官”的金碗即將被砸，他們能不拼死反抗嗎?因此，這道撤併機構、裁汰冗員的簡政令引發了一場官場大地震!從中央到地方各個衙門的大小官員，無不挖空心思考慮應對之策。於是，新政推行起來阻梗重重，有的空言搪塞，有的因循推諉，有的甚至公然對抗。結果光緒威信掃地，維新派碰了一鼻子灰。
變法維新的最後一月，光緒帝和軍機處三令五申，要求加快衙門撤併、冗員裁汰，不得延誤。道道皇誥猶似催命符，始是警告“毋得遲玩，致幹咎戾”，繼之威脅“必當予以嚴懲，斷難寬貸”，終則力竭聲嘶，祭出尚方寶劍：“用特重加申儆，毋謂寬典可屢邀也。”無奈大清國的衙門、冗官，好比大象屁股，隨你怎麼推也推不動。一場撤併衙門、精簡冗員的變法改革就這樣流產了。安享富貴的“吃飯官”沒有被裁減掉，戊戌六君子的吃飯家伙反倒被砍掉了。康、樑亡命日本，光緒帝被幽禁於瀛臺。
“百日維新”的機構和人事改革失敗，固然有準備不足、策略失當等因素，但其根源在於大清專制體制的根深蒂固。只要大一統的專制體制存在，無論是慈禧的垂簾聽政，還是光緒的開明新政，就只能在衙門、官員的數量上做些“加減法”，即在統治階層內部的不同集團之間做些權力的微調。這是晚清改革運動難以逾越的體制障礙。專制體制在那裏，光緒縱有孫悟空的本領，也翻不出“專制”的手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