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運動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一個篇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爲封閉落後的清王朝敲響了警鐘。
1898年9月，中國政治大逆轉，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有爲、梁啓超等流亡海外，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戛然而止。
(圖)戊戌六君子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康有爲及其追隨者的精神支撐是一份文件，這個文件被康有爲稱爲“衣帶詔”。康有爲說，這是皇上給他的詔書，命令他逃出北京，從長計議，想法勤王。“衣帶詔”是康有爲此後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憑據，也是海外愛國華僑擁戴康有爲的理由。
對於康有爲的說辭，清廷並不認同，不止一次大罵康有爲胡說八道。但是，康有爲照樣我行我素。他的解釋是，朝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皇上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衣帶詔”確實存在
一百年來，康有爲等人因“六君子”的犧牲而獲得道義同情，清廷特別是慈禧皇太后成爲革命黨、維新派的攻擊對象，百口莫辯。人們往往不太相信光緒帝斥責康有爲的那些諭旨。
這顯然是不合乎歷史真實的。兩宮之間或許有過某些不一致，但兩宮在最後十幾年，絕對沒有康有爲所宣揚的那樣不可調和、不共戴天。至於光緒帝的“瀛臺泣血”，更是一個虛假的悲情故事，否則就無法理解晚清最後十幾年的政治變革。
不過，也必須承認，康有爲手裏的“衣帶詔”雖說不是原件，但也絕對不是毫無來歷的謊言，更不是康有爲的捏造，這份文件確實淵源有自。清廷儘管一再斥責康有爲在海外招搖撞騙，但從未明確認定這份“衣帶詔”是贗品。
“衣帶詔”確有其事，這一點光緒帝是清楚的。只是這個“衣帶詔”究竟是通過什麼渠道到了康有爲手裏，由於相關人員都不在了，光緒帝也弄不清楚了。這是百餘年來聚訟紛紜的一個重要原因。
光緒帝確實頒發過一個密詔，只是這個密詔並不是直接頒給康有爲的，而是賜給軍機章京楊銳的。
密詔誕生記
1898年9月14日兩宮的言語衝突，僅在政策層面，並未影響母子感情。光緒帝雖然當面辯解、頂撞，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他雖然對皇太后的誤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認爲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後把握者，他期待有人能從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瞭真相後的諒解。他設想請滿洲貴族最有權勢的重臣出面協調，向皇太后解釋他之所以如此不顧後果推動新政的苦衷。
可惜的是，這時恭親王奕訢已去世，慶親王奕劻已與皇太后疏遠，端王載漪等王公大臣對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們進行解釋，只會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無奈之下，他只好求助頗通世故人情的楊銳，希望楊銳能爲他出個主意。
光緒帝之所以看重楊銳，主要是因爲楊銳在新任軍機章京中最爲持重與穩健，而且具有張之洞的背景，是張之洞的重要親信之一。而張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賴、倚重的漢臣。
(圖)光緒帝 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
楊銳與皇帝見面的細節，已不可能復原了，時間應在兩宮言語衝突後第二天。當皇帝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後，卻遭到楊銳的斷然拒絕。楊銳告訴皇帝：“此陛下家事，當與大臣謀之。臣人微言輕，徒取罪戾，無益也。”
楊銳的拒絕，主要是基於對體制的恐懼。清廷舊例，嚴格禁止官員議論、介入皇族內部糾紛，特別是漢臣更無權干預皇族事務。
或許是爲了克服楊銳這一恐懼心理，光緒帝特別向楊銳下了一道密詔，以便楊銳將來不幸因此獲罪時能得到解脫。這應該是光緒帝9月15日密詔的背景與原因，否則他們既然當面談過，何須密詔?
這份密詔在當時並不爲人所知。政變後，康有爲、梁啓超等轉述這份密詔時文字之所以有出入，並非有意竄改，而是都沒有看到過這份密詔原件，只是聽楊銳轉述使然。原文如次：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硃諭，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爲難情形也。
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
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
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