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接着就趁着勝利要地要錢，清政府被迫割地賠款。要命的是經這一賠，就如同把自己是盤美食的本質暴露在一羣飢餓如狼的強盜面前，西方列強蜂擁而至，爭先恐後要地要錢。還能怎麼辦呢，只能乖乖掏錢唄。
這可惱的外患已經讓清廷無奈地把褲腰帶勒得緊緊的了，但悲劇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着局勢動盪，各地相繼出現了趁亂鬧事起義的情形。1851年，洪秀全找來一幫兄弟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其勢力發展之迅猛遠超出清廷的想象，起事後不到兩年半就攻陷了南京，控制了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糧食主產區。一時間，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盡喪人手，“南糧北調”的通道被徹底堵死，清廷不僅丟掉了地盤，而且喪失了中國南方最優質的稅源，再加上打仗花的錢，清廷財政已是捉襟見肘。
爲了維繫帝國的生存，保住老祖宗的政權，清廷決定要搞搞新花樣。清廷明白，困難時期要辦大事，光靠自己還不行，還得動員地方，以形成遍地開花的燎原之勢。但如何能不花錢而動員地方呢?清廷很聰明，咱給不了錢，就給政策，反正都是刮老百姓的，關我什麼事?於是清廷決定授予地方勢力更大的自主權，默許他們自己搜刮民財，組織武裝力量去制衡叛軍。從此“地稅”政策漸漸有了雛形。
“量化寬鬆”的政策出臺了，地方勢力豈有不用盡用足之理?曾國藩等地方官員立即抓住這個機會，向清廷拍了胸脯：咱不花國家一分錢，就能自力更生組織私家軍隊(如湘軍、淮軍等)和太平軍作戰。清廷覺得挺好，不要我的錢，還幫我打仗，那當然得重用你們了。這時曾國藩等人就趁勢亮出底牌：老大，我知道你困難，所以不要你的錢，但我要政策!你可以不給錢，但得讓我去收錢。於是“地稅”政策漸漸走上了中國政治經濟舞臺。
拿到了政策，地方政府很快就開始動手徵稅，以滿足私家軍隊的開支。他們所徵的稅種被稱爲“厘金”。以廣西爲例，被徵“厘金”的物品達1942項，小至手帕、荷包、醋、蒜等物品，幾乎覆蓋了所有商品。爲了地方的利益和平叛，地方勢力的貪婪也與日俱增，不斷加碼地向轄區商人及小工業者吃、拿、卡、要，橫徵暴斂，然後用搜刮來的錢高薪養兵。它如同催化劑般催化壯大了湘軍、淮軍等地方武裝力量，也富裕了一批顯赫的地方官員，使他們有足夠的資金購買西洋的先進武器，並賄賂朝廷高官，在上層社會呼風喚雨，也最終順利鎮壓了太平天國等各路叛軍。已是風燭殘年的大清帝國就這樣在“地稅”政策的刺激下絕處逢生了。
“地稅”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長了帝國的壽命，但卻給帝國埋下了更爲致命的隱患。徵收“厘金”的部門各異，也不知道究竟誰是真正的法定稅務機構，反正只要手裏有刀有槍來敲門，你就得乖乖繳稅。更糟糕的是，地方勢力只關心眼前利益，千方百計擴大稅源，增加稅額，避開中央的控制，與民爭利，這就必然加劇了老百姓的負擔，更對剛剛興起的商品經濟造成了致命的打擊，並最終導致國產商品的成本加劇、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