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經濟，是指七世紀到十世紀初唐帝國統治的中原、江南、四川與嶺南等地區的經濟發展。一般認爲此時期是中國經濟由上古逐漸轉爲中世的關鍵時期。
農業
唐代農業生產工具比前代有所進步，開元年間發明了曲轅犁，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統一全國，在之後穩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僅見於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總計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樑渠、絳巖湖、安徽鏡湖、山東竇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總耕地面積達到14,003,862頃(摺合今市制爲12.197億市畝耕地)。農業工具的進步以及水利工程的發展促使糧食產量逐年提高。天寶八載(749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的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時，每鬥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鬥僅五文。五穀的豐盛直接體現在唐朝前期各地戶口與墾田數量的增長。
唐朝中期之後，由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安史之亂期間遭受破壞，而淮河以南地區遭受戰爭的破壞相對小得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就在之後的發展之中超越黃河中下游地區，唐朝中期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開墾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糧產量大幅增加，成爲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白糖的製造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宋以後長江以南各省種植甘蔗。種植販運茶葉的發展形成了南方經濟的一大收入。飲茶的習俗，從南方傳到北方，逐漸普及。南方的茶葉，通過大運河和陸路大批運往北方各地，至吐蕃渤海，甚至遠及波斯大食。然因賦稅不足，國用匱乏，貞元九年(793年)正月，鹽鐵使張滂奏請在主要產茶州郡及交通要塞，委派鹽鐵度支巡院設置茶場，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價，每十稅一，在唐朝中期以後成爲國家的重要收入，因此在歷史上成爲正式建立稅茶之始。
手工業
唐代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此外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爲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比不發達。唐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絲、麻爲主要紡織對象。河南道的絹，江淮的布都是其中的上等品種。唐朝的絲織品廣泛沿用北朝的蠟纈法染色，並先後研發出夾纈、絞纈兩種新染色法。織品圖案亦受西域胡風影響體現出少許波斯風格。白瓷的精細，唐三彩的數量可以證實當時陶瓷業之發達。唐三彩以黃、綠、白三色爲主，表現了當時對施釉技術的熟練掌握，雖是隨葬物品，但製作精緻，取材涉及唐代社會上下的方方面面。金銀器製造業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術，採用灰吹法達到很高的金銀純度。淮南揚州出產方丈鏡、江心鏡等上等銅鏡。唐朝中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紙業和造船業：民間普及飼養桑蠶，開闢用竹造紙，製造人力腳踏輪船。越州越窯燒製出的祕色瓷是唐朝後期南方陶瓷業的傑出代表。
商業
唐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處於成長的胚芽時期。長安、洛陽、蘇州、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在當時世界上是十分發達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爲中心，道路遍佈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爲中心的南北大運河爲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於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潤之高，在交通樞紐周邊發展開來。唐朝中期開始，由於大批士紳與工匠南遷，長江流域商業城市發展快速，國家的經濟財政亦仰賴南方的補給，當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東道治所蘇州的繁華程度在唐朝中期已逐漸開始超越揚州和洛陽，在全國僅次於長安，成爲整個中國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級的州——雄州，有“甲郡標天下”之說，即所謂“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發展。而坊市分開的制度在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被打破，還出現了夜市。
外貿
唐代，海外貿易開始興盛，西元八世紀下半期，從廣州經由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錫蘭、再西入波斯灣、亞丁及紅海地區的航路。將通往西方的海道與往新羅及日本的海道連接起來，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達的範圍，已及於新大陸發現之前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東商人如猶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紛紛東來。中國沿岸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等城市，因與蕃舶互動頻繁，如雨後春筍般興盛起來，成爲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爲因應海上貿易的新形勢，唐代還特別設置“市舶司”，用來管理蕃舶的進出以及徵稅事由。海外貿易的數量，自此不斷成長。
貨幣
大唐是世界上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飛錢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國學者所公認和認可的最早紙幣。唐代大城市中出現了櫃枋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這些都說明了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唐末，因爲黃巢之亂和藩鎮戰爭，戶數銳減，社會經濟規模再也未能達到開元盛世的水平。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確立了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與此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爲貨幣的傳統，實行了“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品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
初期，社會經濟以自然經濟爲主，商品經濟處於復甦階段，水平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較好地適應了小額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隨着貞觀末期，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及唐玄宗時期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逐漸暴露出其落後的一面。首先表現在絹帛作爲貨幣因體大物重、不便分割、難於運輸儲藏等缺點開始不受市場歡迎，絹帛作爲貨幣的職能趨於衰退，商品交易趨向喜歡使用更高一級的銅錢作仲介，提出了增加流通中銅錢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營鑄幣不能滿足這種要求，於是造成了流通中銅錢短缺的日益加劇，又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銅錢的私鑄和濫鑄，造成了物價波動、貨幣流通不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的混亂，對國家財政制度造成威脅。
唐政府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