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後期國學 國學發創於日本古典文學的研究，由本來是外國(儒佛)思想影響下的宮廷歌學逐漸演變爲日本民間固有文學的革新運動。如上所述，契衝爲國學之祖，作爲獨立的學派始於荷田春滿(公元1669年—公元1736年)。荷田的研究方法(必須排除“今人的心”，而由“古人的心”來理解)後爲賀茂真淵(公元1697年—公元1769年)所發展。賀茂研究古典文學，發現了古代人的“直心”(純情)。在他的《國意考》裏，指出讀萬葉調的歌能體現日本古道的天地自然之理，儒佛則是憑藉狡智製作的人爲之教或僞善的道學裝飾起來的，所以痛斥兩者，力主尊重自然和人性，具有自然主義的傾向。
本居宣長(公元1730年—公元1801年)集國學之大成，把國學發展成爲屬於日本古代所有的學問，但其重點放在究明古代社會秩序的古道上。宣長思想的核心是“情”。他認爲儒學從中國傳到日本，儒家作出種種種煩瑣的規範，但那是“漢意”，和日本人的心情不同，在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有日本人固有的情的世界。即使接受儒學也只是表面的，它應以純粹的形式從昔日末被儒學污染的古代人心情——“大和心”中找出來。唯有理解古代人留下來的文章，通過它才能將“大和心”復原。於是宣長研究和歌及《源氏物語》。他主張《源氏物語》的本質，不是爲“悟道”或勸善懲惡，而是爲表現真實感情，將它的基礎置於人性自然發露上。這是真淵學說的發展。
宣長還重視《古事記》，甩30餘年歲月寫成《古事記傳》。他相信《古事記》所記載的是事實，對他來說，《古事記》所傳的“天照大神之道”及“天皇統治天卞之道”曾是實有其事的世界，要從那裏追求人生的理想。
平田駕胤(公元1776年—公元1843年)是宣長的私淑弟子，他發展了宣長的復古主義，反對儒者崇拜中國，批判“唐虞禪讓”和“湯武放伐”的思想，強調日本古史上尊神忠君，愛妻育子之情就是日本勝於萬國的“古道”。他又發揮“復古神道”的思想。幕末民族危機和革命浪潮下，他這種國家主義的尊王攘夷論在農村中競成爲一種強有力的實踐思想，對下級武士及豪農階層影響很大，在倒幕維新運動中起了—定的作用。
2.折衷學和考證學 隨着古學營園學派的停滯不前，代之而起的是既反對狙株古文辭學的煩瑣註釋，又對抗朱、王性理之學的空疏，主張折衷取捨各派優劣，來理解儒家經書本義的折衷學派。代表人物是片山兼山(公元1770年—公元1782年)和井上金峨(公元1732年—公元1784年)。
他們折衷漢唐訓訪與宋明義理，尊祟中唐、晚唐的詩，韓、柳、歐、蘇的文，以清新流暢爲主，力排古文辭學派。當時皆川漠園(公元1734年—公元1807年)也具有這一傾向。三人以後，有山本北山(公元1752年—公元1812年)、太田錦城(公元1765年—公元1825年)、鬆崎謙堂(公元1771年—公元1894年)、狩谷掖齋(公元1775年—公元1835年)、安井息軒(公元1799年—公元1976年)等。他們學術上缺乏獨立思考，但在古學和清代乾嘉考證學影響下(見第14章第2節)，精於對文獻作實證的研究，相反地忽視規律的探索。這種治學方法到明治以後，與西方實證主義史學結合，構成日本學院派史學的基礎，直至今日。
3.史學 由於國學和考證學的發達，從事史料學和史學的學者不斷涌現。如搞保己一(公元1746年—公元1821年)蒐集古書，在江戶開設“和學講談所”，校訂編成日本最大的類書或史料集成《羣書類叢》正續編共25類，1500餘卷。此書網羅了日本最貴重的文化史料，也是日本古今最龐大的一種叢書。又編輯了《武家名目抄》381冊。
伴信友(公元1773年—公元1846年)著書120部。他的《比古婆衣》(根苗)一書就有正續20卷，集錄了有關日本古代文史的考證。狩谷掖齋精金石文，著有《本朝度量衡考》、《箋註倭名類聚抄》等書。廣島藩儒者賴山陽(公元1780年—公元1832年)工漢詩文，著《日本外史》。它是一種模仿《史記》列傳體的武家時代史，對幕末勤王運動影響很大。又著《日本政記》6卷，它是一種史論性的編年體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