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作品
斯美塔那是忠實的李斯特樂迷，他的音樂作品大都具有一定的內涵。即使是室內樂作品，也都儘量避免抽象的概念。比如那首感人至深的鋼琴三重奏，就是爲了紀念他死去的女兒貝德里斯卡(Bedriska)而創作的，還有自傳體性質的第一弦樂四重奏“我的生活”等。作爲歌劇作曲家，他擺脫了法國正歌劇的束縛，而成爲現代主義者。儘管他非常欽佩瓦格納，但同時代人對瓦格納音樂的指責基本上來自一些特別尖刻的旁觀者。斯美塔那在卓越的 劇作家Eli·kaKrásnohorská的幫助下，克服了在爲捷克文劇本配樂時最初遇到的困難。這位非凡的女性才華橫溢，她幫助講德語的捷克作曲家們分析了他們所面臨的困難，指導他們掌握捷克文正確的合乎規範的重音規則。
或許圍繞在斯美塔那周圍最令人迷惑的，還有這樣一種概念：他所締造的民族特色基本上得益於民間歌曲。他很高興使用通俗的舞蹈節奏，比如他最喜愛的波爾卡舞曲，但他明顯地不喜歡直接引用民間歌曲。政治家Rieger曾指出，民歌旋律是喜歌劇最可靠的基礎，斯美塔那對此提出了反駁，他認爲這樣的形式只會威脅到音樂的真實性。相反，他所創立的音樂風格，在我們現在看來，是包含了韋伯、貝里尼和莫扎特等諸多淵源綜合而成的捷克音樂。而與前輩有所區別的是，斯美塔那不是簡單的模仿者。具有鮮明個性的音樂旋律和節奏型，還帶有強烈的戲劇性，這正是現代觀衆所認可的捷克音樂的風格特徵。
早期影響
斯美塔那1824年出生在一個比較殷實的家庭中，他的父親是利托米什爾(Litomy?l)的瓦爾德施泰因(Waldstein)伯爵的釀酒師。父母親對兒子首先表現在小提琴演奏，然後是鋼琴演奏方面的音樂天賦十分讚賞，他們積極鼓勵他有所發展。斯美塔那也分享了父母親對舞蹈的熱愛，儘管他十幾歲時曾爲此虛度過一段時間。童年時代給斯美塔那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對大自然風光的鑑賞，比如因家庭在1831年移居南方所見到的波希米亞的南方景緻。大自然所呈現的神奇力量不僅體現在斯美塔那後來創作的、用精湛的音樂技巧來反映波希米亞歷史和神話的交響詩系列《我的祖國》(Mávlast)中，還表現在歌劇《利布舍》(Libu?e)和《吻》(TheKiss)之中。
捷克農村當時的音樂教育缺乏系統性，差不多還在沿用18世紀的教育方式。但對接受教育的斯美塔那來說，這些已經足夠了。作爲十幾歲的孩子，他在波希米亞幾個城鎮所接受的正規教育是相當隨意的。15歲時，他帶着父母親的祝福去了布拉格。儘管當時的布拉格遠沒有像19世紀後半葉那樣成爲活躍的文化中心，但它已經是衆多巡演藝術大師重要的演出目的地。斯美塔那在這裏遇到了他的主要偶像、李斯特的音樂。大都市的魅力太具有誘惑性了，使得斯美塔那常常爲此而逃課。
斯美塔那在比爾森(Pilsen)度過了相對平靜的三年時光，他完成了正規教育，於1843年動身前往布拉格，決心開始自己鋼琴家的職業生涯。當時他的父母親無法給予他財政上的支持，父親自己事業的拓展也需要金錢，斯美塔那隻得尋找工作。在他到達布拉格不久，他就在圖恩伯爵家中找到了教授多人彈奏鋼琴的職位。這樣的工作儘管遠沒有達到富裕的程度，但相對穩定的生活保證就意味着他有時間學習作曲。
在此後的二十年中，斯美塔那差不多都是在爲生存而奮鬥，直到李斯特、柏遼茲和舒曼夫婦訪問布拉格，才使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雖然斯美塔那的作品並沒有給克拉拉留下深刻印象，但她看到了斯美塔那試圖創立自己的鋼琴演奏學派的志向以及他作爲職業演奏家，卻不幸地少有機會四處巡演的窘況。對他來說，想要成爲作曲家也是相當困難的。1848年，斯美塔那請求李斯特幫助他尋找一位出版商，出版他的作品第一號，《SixMorceauxCaractéristiques》。李斯特接受了斯美塔那好幾部作品的題獻，他答應幫助找一位出版商，但卻隻字未提錢的問題。對斯美塔那來說，他所面臨的最主要難題是，19世紀40和50年代的布拉格，除了一座音樂學院和一座管風琴學校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機構能夠使他利用自己的聰穎才智維持足夠富足的音樂生活。
當時的政局也處於令人感到壓抑的停滯時期。作爲1848年革命的熱情支持者，斯美塔那歷經了50年代捷克人民爭取從奧地利帝國的壓制下獲得解放所遭受的種種挫折。1849年，斯美塔那與KaterinaKolarova結婚，女兒們接連來到世上，家庭生活給了他許多慰藉，但顯然呆在家裏是沒有前途的。在1854年和1855年間，斯美塔那的孩子中有三個女兒相繼去世，其中的貝德里斯卡已經顯現出音樂天賦。孩子的去世令斯美塔那十分沮喪，也使他幡然醒悟。於是在1856年，他也像許多18世紀的捷克音樂前輩一樣，決定去國外碰碰運氣，他在瑞典的哥德堡定居下來。他在此地歷經五年時間，獲得了指揮管絃樂隊和作曲的寶貴經驗。
甜美的家
對斯美塔那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時刻出現在1862年，專門用來演出捷克歌劇與戲劇的臨時劇院(TheProvisionalTheatre)開張了。他在1861年急匆匆地從瑞典回來，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布拉格的音樂生活中。雖然他沒能成爲劇院的第一位音樂總監，但他在1863年擔任了Hlahol合唱協會的指揮，還在報紙上就劇院低俗的演出水準發表了非常尖刻的批評，以發泄自己的不滿。斯美塔那在1866年等來了他的大好時機。當時的劇院急需一部捷克歌劇的新作品，斯美塔那的第一部歌劇《在波希米亞的勃蘭登堡人》(TheBrandenburgersinBohemia)在新作品比賽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作曲家的指揮下，這部作品的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也開啓了作曲家的黃金時代，而且這邁出的第一步非常堅實。斯美塔那最受歡迎的作品《被出賣的新嫁娘》(TheBarteredBride)也在1866年首演，但當時並沒有引起強烈的反響。後來經過一定的修改，包括加上了三段舞曲，這部作品纔開始贏得聲譽。
1866年秋天，斯美塔那成爲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在接下來的18年間，他創作了一系列被稱作是捷克經典作品的歌劇，比如：最引人入勝的《達利波》(Dalibor,1867年)、爲民族劇院最終開業而上演的《利布舍》(Libu?e,1872年)，以及從精煉詭辯的《兩個寡婦》(TheTwoWidows,1874年)到特別抒情的《吻》(TheKiss,1876年)等多部喜歌劇作品。儘管從表面上看起來，斯美塔那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他也時常受到來自政治家和專業對手的攻擊，比如那位劇院的前任音樂總監。當然，他也得到了包括德沃夏克在內的劇院樂團衆多音樂家們的熱情支持。只是當他遭受疾病侵襲之時，他的演出也就無法挽回了。
1874年，斯美塔那因梅毒而導致快速地完全失聰。他不得不結束了他的指揮生涯，但他仍堅持作曲。他的個人遭遇也在《我的祖國》中反映民族解放鬥爭的三首交響詩中有所體現，這三首作品分別是在1874年秋開始創作的《維舍拉德》(Vysehrad)、《塔波爾》(Tabor)和《布蘭尼克》(Blanik)。他還繼續創作了三部歌劇：《吻》、《祕密》(TheSecret,1878年)和《鬼牆》(TheDevil’sWall,1882年)。這位悲劇性人物越來越受到可怕疾病的困擾，逐漸地他的創作也無法進行了，他於1884年去世。儘管斯美塔那受到民衆的敬仰，但當局並沒有重視他，《鬼牆》首演的失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好在子孫後代改正了這些錯誤，斯美塔那作爲捷克民族音樂奠基人的盛名得到了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