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
譚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永嘉之學。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將永嘉歸之於墨學中的“任俠”派：“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
1.永嘉學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學派最大的特點，主張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某些道學家的空談義理。
2.認爲“道不離器”，反對“專以心性爲宗主”，對董仲舒提出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表示異議，曰：“既無功利，則道義者無用之虛語爾。”
3.繼承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傑出人物應是“實德”和“實政”的結合。
4.論述了“夷夏之辨”與“正惡之辨”的區別，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義性，強調抗擊金人的正義性與合法性。
5.強調以民爲本，堅持改革政弊，重視歷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歷代國家的成敗興亡、典章制度的興廢，希望以此尋出振興南宋，轉弱爲強的途徑。
6.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認爲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並指出僱傭關係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總之，永嘉學派繼承並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學說不至於完全陷入純講求個人的心性修養，從而使它成爲南宋儒學的一個重要側面。
地位
永嘉學派在當時學術思想界具在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清代學者全祖望有一恰當的評價，他說：“乾(道)、(淳)(熙)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熹)、陸(九淵)二派，而水心(葉適之號) 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卷五十四《水心學案》)足見永嘉學派在當時的歷史地位。
復興
永嘉學派主要活躍於南宋，最終在宋元之際斷裂，對溫州知識分子而言，復興永嘉學主要的並不是向宋學傳統的迴歸，而首先是振興區域文化的一種努力。這一努力以永嘉學派思想爲文化資源，並在晚清學術語境和政治背景之下進行了實踐和理論創新。其最終的成果是：在漢宋兩大營壘之間，獨樹一幟;於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兼容幷蓄，從而存續了永嘉學派的近代命運。
清初的《宋元學案》儘管給予永嘉學很多的肯定和讚譽，甚至對其失傳流露出些許同情和遺憾，但是在編者(同時也是解釋者)看來，永嘉學對當代的適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僅能糾正朱學的某些流弊，這從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許多論述中均可窺見。因此，從《宋元學案》編者的立場出發，清初士人對永嘉學的興趣基本上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意義上的。
清代中葉，溫州文化日益陷入頹勢。從道光年間開始永嘉學派開始復興，以張振夔、孫希旦、孫鏘鳴、孫衣言、宋恕、陳虯、陳黻宸等人爲代表，溫州知識分子開始從學術資源的枯竭來思考區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這對溫州地區而言可能意味着區域文化的重光。
道光之後的學界，產生了漢宋之學對立的分裂局面，最終損害國學的傳承，而永嘉學傳統資源卻“綜漢宋之長而通其區畛”。永嘉學派在近代迎來了復興的契機。
如果說孫氏父子的主要貢獻集中在地方史領域的話，後起的陳黻宸、宋恕則對通史有相當的研究。陳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講中國通史，其講稿撰成《中國通史》一書，論次自春秋以來至於清代，提綱挈領，間發議論。陳黻宸結合清末學界的風氣，針對性地呼籲重視社會史研究。他認爲社會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礎，並對清末宋學派縱橫捭闔的政論表示了鄙棄，既對埋頭故紙堆的乾嘉樸學進行了批判，也對好發空論的宋學進行了批判。
永嘉學派的調和手段最主要的是通過“以史學補漢學之短”這一重要途徑展開的。晚清有志於復興永嘉學派的溫籍知識分子，從經世致用的角度給予史學高度的重視。具體而言，孫衣言、孫鏘鳴兄弟做學術史的梳理工作。同時，孫衣言在其子孫詒讓的協助下點校整理了《永嘉叢書》，叢書收錄了溫州歷代文獻13種，劉安上、劉安節、許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陳傅良、葉適等人的別集，從時間上，自北宋末期程學南傳開始，一直貫穿到南宋中期陳傅良、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全盛期。入選書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學派發展的學術史，這一工作對永嘉學的復興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言而喻。
宋恕的史學著作並不是很多，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等。他在史學理論方面的主張，是重視世界史研究。宋恕認爲清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書，“題名皆陋，將以尊內，適使外人笑我學者爲井蛙，是反辱國矣”。在轉譯日文成風的近代學術界，宋恕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確實是值得讚揚的。
總之，以經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學，是近代溫州知識分子復興永嘉學的一個重要特色，這一特色使永嘉學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圖上佔據了不容忽視的地位。
在清末學術裂變中，溫籍知識分子還通過作新國學，躬行西學來處理國學和西學的關係。
在清理舊學時，除了批判空洞無物的理學糟粕(從廣義的角度看，康梁之學其實也屬於理學)外，溫籍知識分子還它致力於發掘傳統文化中開物成務、富國強兵的有益成分。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否認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挑戰無能爲力。
在呼籲作新國學的同時，溫籍知識分子對西學的吸收也是徹底的。他們不但從書本上吸收西學，還身體力行，率先在教育、實業等領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陳虯的利濟醫院開創了中國初等醫科教育的先河。
樸學大師孫詒讓，不僅爲浙南初等師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而且積極發展農工商業，以實業救國，曾多次被提名、擔任一些近代企業的管理者。歷史上，在馳騁商場的同時，在學術上又能達到“三百年絕等無雙”(章太炎語)水平的，唯孫詒讓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詒讓的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史上的奇蹟，而造就這一奇蹟的文化資源之一，正是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
溫籍知識分子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國學教育，對傳統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當歐風美雨來襲、燒經之說甚囂塵上時，他們都感到了憂慮和痛心。宋恕首先否定理學有獨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學派的“純”與“實”，界定了永嘉學派的主題——“事功”。
從晚清溫籍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辯證態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學派的內在精神。永嘉學派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懷疑，對事功的推崇和實踐，更重要的是永嘉學派對“合內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貴探索，使得溫籍知識分子在文化路線上採取了既有別於國粹派、又有別於西化派的態度，他們對西學的躬親實踐更是超越了當時知識界的大多數流派。從這個意義上說，永嘉學派在近代實現了生命的延續。
總之，近代溫籍知識分子從永嘉學派的文獻中汲取了思想精華，在近代情境中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可以說，“貫穿古今，通經致用”是南宋永嘉學派的思想靈魂，葉適認爲這是向儒家“道之本統”的迴歸;“融會中西”則是永嘉學近代存續的具體形式，而這三者又統一於溫籍知識分子對“儒術”的近代理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識分子對儒家“道之本統”的新見解、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