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唐朝科舉內容的文章，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唐朝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是儒家經典，這推動了儒學在唐代的發展，主要表現爲統一儒學的形成以及儒學由漢學向宋學的轉變。統一儒學的形成由官修《五經定本》、《五經正義》及幾部私修經書共同完成。《五經定本》是唐太宗令顏師古撰寫的，是一部考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五經文字的書，後頒行全國，成爲官定的統一課本。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在鄭覃的主持下，又刻成了著名的《開成石經》，進步完成了五經在文字上的統一。《五經正義》由唐太宗令孔穎達等人撰寫，是一部解釋五經經義的書。書在高宗朝撰成後，完成了五經內容上的統一。此後，註釋儒經必須以此爲標準，科舉應試亦必須准此答卷，不許自由發揮。私修經書主要有唐初賈公彥的《周禮疏》、《儀禮疏》，楊士勳的《春秋榖樑傳疏》以及唐後期徐彥的《春秋公羊傳疏》。這些書也對儒學的統一做了貢獻。儒學由漢學向宋學的轉變完成於唐後期。啖助、陸質師徒創自由解經之學屬。
賧助著有《春秋統例》，陸質著有《春秋微旨》、《春秋集傳纂例》、《春秋辨疑》。他們著述的特點是不受《春秋三傳》的束縛，專憑己意說經，不對《五經正義》之類的書隨意駁斥，即使對《春秋三傳》本身也敢於提出異議，在學風上開啓了宋學“空言說經，任意附會”的先河。韓愈、李翱師徒則從哲學思想上爲宋學奠定了基礎。韓愈“道統說”中的“道”在宋朝時被程、朱加以發揮，稱之爲“道”或“理”，並認爲是最高的、永恆的、絕對的存在是萬事萬物的本源。
韓愈的“性情說”也被程、朱加以發揮，“性”被髮展爲天命之性”，“情”被髮展爲“氣質之性”。李的“性善情惡說”也被宋學直接繼承，成爲“存天理，滅人慾”以及“致良知說”的先聲。唐修八史唐代以前，史書大都是私家著作。唐王朝建立後，爲借鑑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對史學十分重視。
貞觀三年(629年)底，唐太宗將史館自祕書省著作局移於門下省北，並令宰相任監修，負責編撰前代和本朝國史，把紀傳體正史的編修掌握在政府手中，自此迄清代，官修正史成爲歷代相沿的唐代編修的正史共有八部，習稱“唐八史”，即《晉書》、《梁書》、《陳制度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以及由李延壽私人編修但獲得唐政府批准而列爲正史的《南史》和《北史》。鑑於樑、陳、北齊、周、隋五史沒有志》，後來又編修了《五代史志》十種，一併附進《隋書》，即今《隋書》十志。《史通》《史通》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史學理論著作。作者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彭城(江蘇徐州)人，是我國古代社會傑出的史學家。
《史通》共20卷，對唐代以前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做了系統的總結，並提出了劉知幾個人的修史主張。劉知幾對史學著作中流行的宿命論觀點進行了批判，強調人事在歷史上的作用，指出：“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劉知幾認爲歷史是變化和發展的，評價人物和事件應從當時的客觀形勢出發。他還反對是古非今，認爲不應“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顯然，劉知幾的歷史觀是進步的劉知幾還提出了著名的“三長論”和“直筆論”。認爲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而以識最重要，如果“見良直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則學問再多也無用。
對於寫史，劉知幾主張“直筆”，要做到“不掩惡，不虛美”，“不避強御”，“無所阿容”，反對迎合權勢或從個人恩怨出發距曲史實。這些卓越的見解，對後世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通典》《通典》是我國第一部典制體通史，即專門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作者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萬年(陝西長安縣)人。他在劉秩《政典》的基礎上，用力三十餘年撰成《通典》。全書共200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記載了自上古到唐代宗時期的各種典章制度及其沿革。
《通典》的問世，創立了一種嶄新的史書體裁政書體，對後世史學影響巨大。杜佑撰《通典》是爲了吸取歷史經驗，解決當時的政治經濟問題。他反對非今是古”，主張“隨時立制，遇事通變”。這種古爲今用的治學精神是可貴的。但《通典》大講禮教，《禮門》佔了全書的一半，又說明杜佑修史的根本目的是鞏固禮教倫常。《元和郡縣圖志》和《蠻書》李吉甫(758～814年)所著《元和郡縣圖志》，是一部歷史地理學專著。全書40卷，記述了各郡縣的戶ロ、物產、山川古蹟、地理沿革等方面的內容，是研究唐代歷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
原書地圖部分在宋代已經佚失，因此，後人又稱此書爲《元和郡縣誌》《蠻書》一名《雲南志》，唐懿宗時人樊綽所著。全書10卷，系統記錄了當時雲南地區蠻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等，是唐代民族史研究的寶貴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