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處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清朝,各種學術思想蓬勃發展並逐漸趨於成熟。在當時多重文化思想的衝擊與啓發下,加之自己多年的教育經驗與實際創作經驗,姚鼐逐漸形成了一套豐富、系統的語文教育思想。對其思想進行整理研究不僅有助於豐富語文教育史知識,使我國語文教育的發展脈絡更爲完整、清晰,同時也便於我們吸收借鑑有益部分,實現古爲今用。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嘉慶二十年(1815年)，姚鼐的執教生涯從其中年直至去世，持續了將近四十年。正是這近四十年裏，姚鼐的教育理念體系逐漸完善，進而真正做到了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在對學生進行教育之前，姚鼐尤其重視學生個人品格的要求。姚鼐理想中的處世之法便在於他所講究的“士志於道”。在他看來，“惟能知爲人之重於詩者，其詩重矣”，爲人是作詩行文首先應講究的重要內容，一方面應堅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姚鼐曾擔任過山東、湖南的鄉試考官，善於發現、培養人才，這自然反映出他對於學生的一種重視態度。又曾執教於書院近四十年，受他指點提攜的後輩學生自然爲數衆多。比較傑出的如“姚門四傑”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等，在對學生寫作的訓導之中，他則提出幾種要求加以規範。
個人差異具體對待在姚鼐眼中，學生天資有差，因人而異，這就造成了在對學生進行寫作教育之時，學生的起點並不一樣，儘管可加以同樣的師資、環境等培養，但最終達成的效果卻並不盡如人意。他對此這樣評價，“文章之事，望見途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有天授”，衆人的天資總是不一樣的，與生俱來之事自當不能變化。但這一切都要講究事在人爲，先天的不同並不能夠完全阻隔人們學習上升的空間。文章寫作之事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故而學生的天資卓越固然值得欣賞，個人應從中發揮自身能力，後天的努力就顯得尤爲重要。
寫作過程講究方法姚鼐在文章的寫作學習中，要求學生應該掌握精讀、誦讀、熟讀的學習方法。他對學生培養的個人觀念，並不是要對其學習對象的全盤借鑑與吸收，他講到，學習的文章要真有超人處，衆人不必爲了整齊統一而選擇籠統地學習文章。在學習前人文章之時，應選取評定出的最優的方向，這一方面體現了他並不是要求學生對學習對象進行全面肯定，而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同時在對文章的借鑑學習之中，還應掌握“因聲求氣”的學習方法，便是講究將大聲文章誦讀出來。姚鼐提出了具體方法：一味地默讀終究難以體會到文章感情內容的態勢起伏，必須要大聲地將文章誦讀出來，急讀品味文章的體勢起伏，緩讀來理解文章的神韻氣味，這樣便可在二者交錯進行之中，取長補短而獲得進步。另外，還應該熟讀多作。他提及當世天資聰穎者少，用功精專者也少，而文章寫作的用功之始就在於熟讀古人之作。他認爲“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遣而自去矣”，通過熟讀與多作文章的練習，熟悉文章的整體內容，挖掘文章深層的具體內涵。
因爲姚鼐講學的影響力頗大，故姚鼐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同鄉的方東樹、姚瑩、劉開;上元人梅曾亮、管同;宜興人吳德旋;陽湖人李兆洛;婁縣人姚椿;新城人魯九皋和他的外甥陳用光等。這些學生都是篤守師說，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對桐城派的傳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傳，自方苞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益振，傳至姚鼐則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作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