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曾國藩，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爲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桐城派從他的產生到衰落，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爲三個時期。
初創時期
時間爲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爲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爲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
1644年清王朝入關，爲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後》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後，“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
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爲“義法”說提供了示範，自此“義法”受到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爲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寧化雷鉉、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樸、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鑑等。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爲著名。其徒有陽湖陸補孫、陸邵人、董估成、董思誠、張琦、武進董士錫、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陽湖派”——實爲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興盛時期
時間爲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在《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號，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姚鼐中、晚年先後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爲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編《古文辭類纂》。
世人稱爲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門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傳弟子，以致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時期
時間爲1840年鴉片戰爭後至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代表人物曾國藩及“曾門四大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餘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爲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爲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
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師事張氏的主要有榮城孫葆田，南通張謇等;師事吳氏的主要有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己等。同時師事張、吳二氏的有武強賀濤，通州範當世，新城王晉卿，桐城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於桐城派的有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爲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
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複雜，堅持程、朱道統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後於時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殘守缺，以爲格律，有悖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於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
但這一時期，大多數桐城派作家都能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活動和創作活動中都有所反映。方東樹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與陸立夫書》、王拯的《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的《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以及姚瑩、張裕釗、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發了愛國情懷，或表現了悲壯之志。姚瑩還身體力行，在臺灣兵備道任上堅持抗英，且屢戰屢勝。他有關記載戰事的散文，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濟，吳汝綸力倡創辦新學，林紓、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以求社會改良，也都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