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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政權共延續了三百一十多年。經過唐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主要是黃巢起義，把舊的世家豪族勢力從根本上打垮了。黃巢打到長安後，殺了不少的封建官僚與世家豪族。唐末詩人韋莊的《秦婦吟》中有兩句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描寫當時農民起義打倒封建官僚世家豪族的情況。
黃巢起義，將中國封建社會向前推進了一步。因此到宋代，一方面是實現了在沒有舊的世家豪族勢力的基礎上的統一;同時社會經濟方面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宋代的農業，由於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經過大力墾荒，興修水利，選育良種，改進耕作技術等一系列努力，宋初幾十年間，全國墾田數字有了較大的增加。手工業特別礦冶業方面，北宋金、銀、銅、鐵、錫、鉛、汞等的產量，都大大超過唐代。礦區亦由186所增至271所。
北宋冶鐵業和冶鐵技術也有很大發展和提高，並已用炭(煤)鍊鐵。除封建政府經營外，還有民間開辦的礦冶業。其他手工業宋代也很發達。如絲織業單是織錦一種就有四十二類之多。造船業亦超越前代，最大的海船可載五六百人。其餘制瓷業、造紙、印刷、製茶、製糖業等，到宋代都有很大發展。當時在一些大型手工業作坊中，已有較細緻的操作工序分工。商業也很繁榮，如孟元老著的《東京夢華錄》，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就是表現出北宋京城開封一帶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景象。
宋代都市亦比唐代發達，如唐中葉時，全國十萬戶以上的都市有13處，到北宋中葉就增至46處。對外貿易都市，象廣州、泉州、杭州、明州(寧波)都成爲“通蕃互市”，“商賈交湊”的地方。宋代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導致了科學技術的發達。如對世界經濟文化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三大發明-火藥、羅盤針(航海用的指南針)、印刷術，都是在北宋時完成。其中創造活版印刷術的畢昇，原是鍛工出身。
像這一類勞動人民的科技家，在宋代還有不少，如建築工人喻浩，著有講建築學的《木經》;水利工人高超，在堵塞黃河決口時，創造分三層下埽的施工法，以減少水力沖刷，節約人工;桂林縣民武元成，發明能代替牛耕的踏犁;城市貧民出身的魏樸，對天文曆法很有研究;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北宋末年在洞庭湖一帶由鐘相、楊麼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創造一種“車船”，“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這種船速度很快，“其行如駛”，致“官兵不敢近”。從上面可以看出，科學技術的發明，有許多是來自勞動人民，他們是通過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從鬥爭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只是由於過去封建統治階級的有意抹煞，所以這方面的事蹟我們知道的很少。
宋代的知識分子，有些在科技方面亦有點成就，如沈括對天算、物理、藥物學等方面都有比較廣泛的知識。但他所以能取得一定成績，和他比較能確認識勞動人民的智慧是分不開的，他認爲在技巧、器械等科技方面的發明，並不都是“聖人”搞的，“百工、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上歐陽修參政書》)。
因而他蒐羅了很多當代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如上面我們談到喻浩、畢昇、高超和方家磨製指南磁針的事蹟，沈括在《夢溪筆談》裏都有記載。宋代在科技上有成就的，還有蘇頌設計的天文儀器-水運儀象臺，這是採用了民間使用的水車、筒車、桔槔、凸輪等生產機械原理，加以創造的。還有李誡編寫的《營造法式》，那是勞動人民幾千年來在建築實踐方面的結晶。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促進當時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起有一定的作用。宋代勞動人民在農業、手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給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出現了宋真宗時所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的局面。
但是在封建社會中，這些財富不是歸於勞動人民，而是爲封建官僚地主階級所剝奪。經過隋末、唐末農民大起義，雖然打垮了舊的世家豪族勢力，但新起的封建官僚、地主，又大量兼併土地，如宋真宗時，已經是“兼併之家，侵古衆民，凌暴孤寡”(《宋史·王嗣宗傳》)。到宋仁宗時，據《宋史·食貨志》等書記載，更是“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僞，習以成俗”，至“一邑之財”，有十分之五六“入於私家”。
這種兼併現象到後來越加嚴重，如北宋末大官僚地主朱動佔田三十萬畝;河南汜水縣李誠的田莊，則是“方圓十里，河貫其中”，“佃戶百家，歲納租課”。我們看記載北宋末農民起義故事的《水滸傳》，裏面就談到不少象祝家莊之類的莊園，這就是當時大田莊地主具體情況的寫照。宋代的官僚地主，既兼併了大量土地，因此使大量農民淪爲佃戶，如宋仁宗時佃戶佔全國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他們被“鞭答驅役，視以奴僕”，且經常陷於“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的悲慘境地。
至於自耕農民，因爲官僚地主不承擔國家賦役，因而封建政府的賦稅和徭役便全部落在他們頭上。如宋英宗時自耕農的墾田不到全國土地的六分之一，卻負擔全部賦役，而宋代田稅又特重，“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宋史·食貨志》)，結果是廣大農民被迫到走投無路，連“室廬宅器，桑棗材木”，都被“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其償逋”，弄到“生計蕩然”，無法過活。所謂“供家固未足，王稅何由備”，“在世幸許年，必以飢餓死”(文與可《宿東山村舍詩》)。供養自己家庭的生活尚且不夠，交納封建政府的賦稅又從那裏來呢?
在這樣的社會裏能活多少年，最後必然也會餓死。這是當時廣大農民悲慘遭遇的寫照。因此，兩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另外，由於宋朝國勢積弱，先後受到遼、金等少數民族的威迫。特別金人後來還佔據了中原黃河流域一帶，宋朝兩個皇帝都被俘了。宋高宗趙構只好逃跑到南方，當時民族矛盾很尖銳。同時，由於唐宋以後，已經進入封建社會後期，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亦出現如下一些特點。
首先在土地制度方面，唐“均田制”破壞後，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公田越來越少。經過“五代十國”的分裂，到宋代雖重新統一，但封建政府再不能象北魏、隋、唐初那樣直接掌握大量土地，也再不能實行均田制。政府雖也有一些官田，只能租佃給農民耕種。
當時大量土地落入私家地主手裏，也是租給農民耕種。由於舊的世家豪族已經打垮，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相對來說有所鬆弛，因此農民起義亦有和前期不同的特點：在前期因爲農民對封建主的依附關係很重，故爭取人身權利的要求特別迫切;到後期雖然地主對農民的人身控制相對減弱，但田賦地租和各種苛捐雜稅卻越來越重，任意壓迫剝削農民，因此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也顯得突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