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題詞·評語”部分記載了一段詞學公案，系關於鄭文焯和況周頤中誰的填詞成就更高。論辯的一方是呂貞白，另一方是施蟄存、沈宗威和陳兼與[聲聰]。首先將四人原文抄錄如下：
況蕙風罵大鶴，嫌過分。組下捧大鶴，亦嫌過分。我殊不喜大鶴，絕非門戶之見，實以詞才乏重、拙、大耳。(下略)——呂貞白
大鶴詞境清疏，非蕙風可及，吾從蟄翁。——霜柯沈宗威
大鶴尚有《楊柳枝》詠梅雲：“到地春風不肯閒。南枝吹盡北枝殘。吳宮多少傷心色，佔得牆東幾尺山。”何嘗不重、拙、大?大鶴藻思哀感，復精聲律，造詣在鶩翁、蕙風之上。吾亦從蟄翁。——兼與
舍按：昔年以《花間》二選就正於呂貞白先生，先生以爲清詞蕪雜，允宜有一選本。然於餘評論蕙風、大鶴二家詞語，大不以爲然，遂簽註右所錄語。嗣後霜柯沈宗威及陳兼與丈見之，頗不以呂言爲是，各有附識，爲餘張目。今附錄三家言於此，以存此一段詞論公案。
鄭文焯和況周頤同在清季四大詞人之列，若以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蔣春霖、朱祖謀五人爲清詞一流作家，則鄭、況兩人均爲二流中之佼佼者。二人詞風，本不相同，強行論定高下，實無必要。但二人的詞風都有一定典型性，揚鄭抑況或揚況抑鄭，背後可能反映的是評論者的詞學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鄭、況兩人之高下，似可深入探討。
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論辯雙方似乎都把“重、拙、大”作爲評論的標準：呂貞白認爲鄭文焯詞不夠“重、拙、大”，陳聲聰則反駁說鄭詞中也有“重、拙、大”的。本來詞體只是對漢語古典詩歌的格式進行了限制，在風格上並沒有提出任何要求;認定某種風格(“重、拙、大”)爲高，與之相反的(“輕、巧、纖”)就是不好，恰恰是一種門戶之見，呂貞白自稱貶低鄭文焯“絕非門戶之見”，妄矣。
“重、拙、大”的填詞主張，系由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力主，一般詞學愛好者大概也是從況周頤那裏首先見到這三個字的;但最早標舉這三個字的是端木埰，後來爲王鵬運所繼承，況周頤則是從王鵬運手中接過這一主張的。這一主張的提出，有其時代背景在。其時正值常州詞派如日中天，常派論詞，推崇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小令，認爲其符合儒家詩教;其中最極端的，專宗晚唐五代，如陳廷焯竟說“晏、歐已落下乘”(本書中引)。在填詞方面，他們於是刻意模擬《花間集》，其爲首者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這一路徑比較需要“天分”，倘才力本不出衆，勉力爲之，則不免落入無病呻吟。王鵬運講“重、拙、大”，並在自己的填詞實踐中遵循，乃是在這一特定時代背景中的糾弊補偏之舉，後人評論前人作品時以此作爲衡量一切詞作的準繩，並無道理可言。
二
另一個有趣之處，則是雙方似乎都默認況周頤的詞符合“重、拙、大”，蓋因這一主張確實是在況周頤手中發揚光大的。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其實頗爲可議。
先來看況周頤論詞。《蕙風詞話》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其一般性主張和具體評詞之間的矛盾：理論上標舉“重、拙、大”，實際上又每每稱賞尖新小巧的字句。在此僅舉一例。《元草堂詩餘》載劉天迪《虞美人》：
子規解勸春歸去，春亦無心住。江南風景正堪憐，到得而今不去待何年?
無端往事縈心曲，兩鬢先驚綠。薔薇花發望春歸，謝了薔薇又見楝花飛。
況周頤說：“‘解’字亦爲之有精神。”實際上這個“解”恰恰是全詞中最刺眼的一個字，因爲這首詞的好處乃是渾然天成，如“江南風景正堪憐”、“無端往事縈心曲”等，都是前人反覆說過的意思，而作者將它們組合在一起，便覺無字句可摘。而“子規勸春歸去”也是詩詞中常見的說法，這裏偏偏加上一個“解”字，突兀地加強對子規的擬人效果，反而破壞了全詞渾然天成的特點。但況周頤不知何故，特意摘出此字加以讚賞，實際上是在推崇一個並不十分高明的煉字，和其“拙”的主張相悖。
既然況周頤在品評他人詞作時違背“重、拙、大”，那麼況氏自作不能符合其詞學主張，也就不足爲怪了。事實上，若單以“重、拙、大”爲標準，則況周頤非但遠不及王鵬運，甚至比不上朱祖謀。我們對比兩人的同調名作：
連夕東風結苦陰，通明簾幕卻偎衾，病軀無復酒懷侵。
止藥強名今日愈，探芳越減去年心，月華人意兩冥沉。(朱祖謀)
一晌溫存愛落暉，傷春心眼與愁宜，畫欄憑損縷金衣。
漸冷香如人意改，重尋夢亦昔遊非，那能時節更芳菲?(況周頤)
這兩首詞寫的都是一種無法確指的哀愁(朱祖謀在另一首《浣溪沙》中明說“酒悲突起總無名”)，可以說題材相近，但風格卻差異很大。況詞寫的是一個人在室內目睹夕陽落下、春光不再、入夜漸冷，涌起對時光流逝的莫名傷感，其基調是輕柔的。一個未經世事而心思細膩敏感的十五六歲少年，也能寫出這樣的詞來。而朱詞則充滿了韶華已逝、百憂如搗的沉痛，其風格字句，竟神似杜甫，這是詞裏面從來不曾出現過的一種境界(譚獻說蔣春霖是“倚聲家老杜”，虛妄之論也，此處不擬展開)。兩詞相較，毫無疑問朱詞的情感更爲沉重，所感之事更爲闊大。在“拙”的方面，況詞的“損”字、“漸冷香如人意改”句，都難脫煉過的痕跡，不像朱詞如平常說話。朱祖謀晚年詞，洗盡鉛華，達到一種“極煉如不煉”的境界，這一點上也比況周頤更勝一籌。
值得指出的是，這裏雖然只舉了況周頤的一首詞，但其情感、風格、語言，在整部《蕙風詞》中都具有代表性，實際上與“重、拙、大”的主張相距甚遠。
三
歷代詞史中，有幾人以“傷心人”著稱，其詞也特受當代小清新的喜愛，即李煜、晏幾道、秦觀、納蘭性德、項鴻祚和蔣春霖(後兩人在普通小清新中名聲不著)。其共同特點，是透露出一種溫柔而細膩的傷感，也就是“粗豪”詞風的最反面。如前所述，況周頤詞實際上也具有這種風格，可以列爲第七個“傷心人”。而前述六人，在詞風上大致可分爲兩組：一組情感更爲細膩，所寫往往是室內所見所聞，以具有普遍性的個人情感爲主，即晏幾道、納蘭性德和項鴻祚;另一組則往往摻入作者個人的身世之感，風格上也較前者更“硬”，如秦觀晚年詞往往淒厲，蔣春霖的一些詞作(如《琵琶仙》[天際歸舟])中家國之恨、身世之感、男女之情一齊迸發。況周頤雖也有一些感時傷事之作，但相比而言，明顯還是更偏向第一組，特別是和晏幾道相似。如其《蝶戀花》：
柳外輕寒花外雨，斷送春歸，直恁無憑據。幾片飛花猶繞樹，萍根不見春前絮。
往事畫樑雙燕語。紫紫紅紅，辛苦和春住。夢裏屏山芳草路，夢迴惆悵無尋處。
此詞所用意象，如“雙燕”、“屏山”、“芳草”等，均爲小晏常用，置諸小晏集中，幾不能辨。
鄭文焯論詞推崇姜夔和張炎。姜、張二人詞風也不相同，姜峭拔而張圓潤，但二人大體上同屬一派，共同的特點是“清空”。從這個角度來講，鄭文焯的詞作比較好地體現了其詞學主張，特別是接近張炎。如姜、張、鄭三人都擅長寫秋景，寫的景色較爲昏暗(這一點和周邦彥有明顯區別)，使用意象相對開闊;在情感上，雖也有傷心之語，但更多地表現爲一種無可奈何之感，而不是陳曾壽式的不甘或蔣春霖式的絕望。特別是張炎和鄭文焯同爲前朝遺老，故國之思，屢有體現，如鄭文焯《虞美人·題燕池落花圖》：
西園舊是滄波苑，幾度臨花宴。蓬萊宮闕總生塵，猶有一湖春色解留人。
當年湖上游仙蹟，換得傷心碧。麝塵蠹粉滿亭池，怊悵倚簾人去未多時。
觀此詞末兩句，則知作者明知清王朝的淪亡已是既成事實，自己不過追憶往事，徒增惆悵而已，除此之外並不能多做什麼。因此，在風格上，鄭文焯的詞既不像況周頤那樣纏綿，也不像朱祖謀那樣沉痛，而是在兩者之間獨具一格。
四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況周頤詞濃豔、近北宋，特別是晏幾道;鄭文焯詞清淡、近南宋，特別是張炎。對兩人高下的品評，實際上體現的是重北宋(特別是宋初)還是南宋(特別是宋末)這一被反覆論及的話題。晏幾道和張炎都是公認的宋詞大家，況周頤和鄭文焯也都是公認的清詞大家，兩(對)人孰高孰低，如果一定要論斷，背後涉及的可能是對詞史的基本判斷和把握。本文並不給出我本人的個人觀點或偏好，而是在這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