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俱樂部”時期的公開言論產生了影響，實務家因了這思想基礎便要訴諸於行動。陶希聖當日不但主和，而且主張“戰與和”可以並行不悖，談判桌上是戰場情勢的延續，且戰且和，“調停行動是雙方取得戰爭利益或減低軍民傷亡的手段，放棄調停則可能失去作戰的最終目的。”
當日本後來修改“近衛第一次聲明”，明確暗示排蔣之後，日方仍可與中方新的領袖進行和談、誘降汪精衛之時，陶先生便冒險去見汪，最終發現自己落入了日本人吞併中國的巨大陰謀之中。國民黨元老汪精衛彼時去河內，真的是爲了中日戰事早日和平解決乎?抑或，真的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乎?以汪氏的性格，即便他成爲國民政府最高統帥，也絕難做一個有成效的強人政治。很難說他有真正的信仰，且絕非堅剛不可奪志之人。
唐德剛先生在爲《高陶事件始末》所作長序，看似延續了唐氏論史的詼諧風格，其實對汪派人士的“低調”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他們“算盤打得太清楚”，自覺衆睡獨醒，考慮周詳，不知處亂世，當大事，往往都是乘勢而爲之的道理。全民抗戰那股拼命的精神，便是支撐民族打贏這場戰爭的“勢”，抗戰八年，說穿了就靠這股氣維持下去的;並且把胡適的“低調”同其做了區別。
唐先生說，胡適那時對戰局的悲觀，原不下於汪派的低調人士。但是胡適自己盱衡全局，卻覺得“戰難和亦不易”，所以強調要“苦撐待變”。後來美國參戰，戰局起了根本的扭轉，充分映證了胡博士的判斷。
唐先生的批評雖然嚴厲，但現在看來確實見史家的眼光。我們不要忘記胡博士也是一位閱盡滄桑的史家，如果把他當年的“低調”看作一種“超然的理性”，那麼汪派人士的低調及其後來的言行，就是一種“絕對的理性”的後果。絕對的理性往往執拗於自己的判斷，根本懷疑信念的力量能翻江倒海、逆轉歷史的進程。在抗戰這種“處亂世，當大事”的非常時刻，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