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政治抱負。在三、四十年代，蔣介石的確在表面上爲“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謂“人才內閣”，蔣介石有意蒐羅一些專家學者進入政府或準政府機構，如吸收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爲政府高級諮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祕書長，同時在此機構掛牌的有胡適、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周炳琳、楊振聲、周鯁生等人，皆爲一時俊傑。從這時起，胡適已從體制外的批評者轉變爲體制內的建言者。但胡適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此時國民黨有意拉胡適出任政府部長級職務，包括行政院長的職務，胡適均推辭，最後於抗戰期間(1937-1942)出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胡適自稱那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其任務是爲國民黨爭取美援並促成美國對日作戰。
第二次機會就是1948年的所謂“行憲國大”。在此之前，胡適曾致書毛澤東，重彈他的改良主義老調，勸毛澤東“放棄武力”，“準備爲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此時國民黨正撕毀和平協議，發動內戰。但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失利，連援助國民黨的美國也大感失望。於是蔣介石想出一個召開僞國民大會的把戲。主要爲了向美國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蔣一度設想由胡適出任總統，自任握實權的行政院長，並遣王世傑探詢胡適意見，希望胡適能夠出山，其時胡適正爲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毫不客氣地寫了自己的小傳送了上去，作競選總統用。 但結果證明這只是一場故作姿態的騙局。 其後，胡適一直沒什麼行政職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從美國回到臺北，出任臺北中央研究院院長。
好人沒好報，好人政治不可能有好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