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嘉植，1918年3月20日生於陝西省富平縣薛鎮鄉盤石村一戶農民家庭。是兄弟姊妹中惟一的一個讀書郎，父母雙親對他寄予無限厚望。在縣城高小畢業後，石嘉植於1934年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從縣城來到省城，16歲的石嘉植心胸豁然敞亮：那一浪高過一浪的抗日救亡呼聲，那如火如荼的集會、演講、遊行，使石嘉植熱血沸騰，他毫不猶豫地投身革命洪流，成爲積極分子。
1936年3月，石嘉植作爲發起人之一，和同學共捐獻38塊銀元，創辦了一種雜誌，取名《心聲》。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他的一篇題爲《戰爭與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正義的反侵略戰爭和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的區別，指出和平必須採取堅決的鬥爭來取得，一味退縮忍讓只能是國破家亡。憤怒抨擊國民黨頑固派“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政策，大聲疾呼那些幻想靠和平手段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苟且偷生的糊塗人起來進行抗日鬥爭。他寫道：“現在我們國家已到千鈞一髮、危不堪言的狀態。我們甘心做亡國奴嗎?要知和平是我們的天性，戰爭是我們爭和平的利器。法國人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這是一句我們應當切記的格言。爭我們的自由非我們團結起來努力去幹!決不要象奴隸般地順從!同胞們!要想同列強站在一個水平線上，那就非同我們的仇敵拼命不可!”字裏行間，洋溢着一個熱血少年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
這年年底，在全國民衆抗日救亡熱潮的鼓動下，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了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但是，國民黨頑固派並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警察、特務仍然視學生的抗日救亡組織、抗日救亡活動爲“非法”，進行鎮壓和迫害。他們把抗日救亡活動高漲的省立一中誣衊爲“土匪一中”，把放了寒假也不回家熱情宣傳抗日的學生叫做“土匪學生”。石嘉植和同學們毫不示弱，一面繼續宣傳抗日，一面針鋒相對，罵特務、警察是漢奸、賣國賊。1937年1月的一天，石嘉植和同學們在西安西大街演講時，和特務發生衝突，從對罵到對打，學生人多，把特務痛打了一頓，迅速撤回位於西門裏早慈巷的校內。當天夜裏，警察和特務拿着“黑名單”闖進學校抓人，石嘉植在睡夢中被吵鬧聲驚醒，急忙穿上衣服，從學校北牆翻出校外。懷着滿腔悲憤，他連夜徒步趕回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家鄉。
不久，石嘉植決定北上，去那真正抗日的地方。他在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一段後，1937年3月初，長途跋涉，來到了夢繞魂牽的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學習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7年8月下旬，石嘉植從抗大畢業，被分配到八路軍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任文化宣傳幹事。9月底，一二九師全體官兵抱着“堅持華北抗戰，八路軍與華北人民共存亡”的決心，東渡黃河，挺進太行山，開闢抗日根據地。從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2月，一二九師在正太路南側多次伏擊日軍，打了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殲滅戰，消滅日軍3000多人，在晉東南站穩了腳跟。在神頭嶺戰鬥中，石嘉植初露鋒芒。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駐山西潞城的日軍第一八師團的一個輜重大隊沿公路向北開進，配合敵軍九路圍攻，夜間在神頭嶺北麓一個山村宿營。爲了摸清這股敵人的實力，團首長命令由文化宣傳幹事改任情報幹事的石嘉植，帶一個班進村進行“剖腹偵察”。夜半時分，石嘉植帶領戰士們摸到村口，見一個日軍哨兵正抱着槍來回遊動。石嘉植讓戰士們就地隱蔽，他手握一把刺刀，隻身悄悄運動到一個碾盤旁邊，蹲伏在黑影裏。當那個哨兵剛從碾盤邊走過去，他一躍而起，奮力一刀刺穿敵兵的胸背，這個哨兵還未來得及喊一聲，就撲倒在地，見了閻王。石嘉植率領戰士們進到村中，摸清了卡車、騾馬大車的數量。臨撤出時，他帶領戰士撲進村邊敵人睡覺的一間草房，用槍托、刺刀對準熟睡的敵軍一頓狠刺猛砸，當即消滅十幾個日軍。一個敵軍官傷重未死，摸到手槍開了一槍，被石嘉植跳上炕頭又補了幾刀。
槍聲驚動了大批敵人，村裏頓時一片人喊馬叫。石嘉植急令戰士們穿戴上敵軍的大衣、棉帽，背起繳獲的槍支彈藥撤離。剛跑出村子南頭，日軍已尾隨追來。石嘉植乘敵人不辨真僞之際，命令戰士就地臥倒，返身向敵人投出幾顆手榴彈，接着又用剛繳獲的歪把子輕機槍猛烈射擊，把敵人打倒一片。在團部派出的一個連兵力的接應掩護下，石嘉植帶着一個班無一傷亡撤回駐地。戰鬥結束後，冀南軍區授予石嘉植“威震敵膽”獎狀，政治部主任劉志堅還特意讓石嘉植等穿着繳獲的日本軍服，拿着繳獲的槍支照了一張照片。全國解放後，這張照片曾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展出並收入了畫冊。
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爲了有效地牽制敵人兵力，消滅敵軍有生力量，一二九師召開了石柺會議，決定全師派出41個連隊分散到各地發動組織羣衆，開展游擊戰爭。石嘉植跟隨陳再道、劉志堅率領的東進縱隊開闢冀南平原的游擊戰爭，擔任了冀南軍區敵工部行動科科長。
行動科主要擔負對付日軍、僞軍、漢奸的策反工作，剷除罪大惡極的鐵桿漢奸，並管理教育日軍戰俘。在石嘉植的努力下，被冀南軍區俘虜的日軍士兵有不少參加了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成爲與中國人民並肩抗日的戰友。幾十年後，這些白髮蒼蒼的日本朋友還多次在回憶錄中提到石嘉植的名字。
1940年冬天，冀南軍區爲了衝破敵軍封鎖，打通和冀中的通道，分化瓦解僞軍並及時掌握敵軍動態，決定成立一支以德州到石家莊鐵路沿線爲活動重點的地下武裝，命名爲“德石敵工隊”，任命石嘉植爲隊長。
石嘉植通過地方黨組織的關係，首先和在景縣龍華火車站當工人的地下黨員張芝濤接上頭，以張的“內弟”的名份在他家落腳，很快學會了本地話，辦理了“良民證”，接着以作“收購紗線”生意爲掩護，走村串鄉，開展活動，在當地黨組織的協助下，吸收申月川、於青藐、丁慶文、嶽立章等十幾名愛國青年，正式成立了德石敵工隊。
石嘉植領着敵工隊員，在兩年多時間裏，活動於景縣、衡水、棗強、德州一帶，進行了大小几十次活動和戰鬥。殺鬼子，除漢奸，竊情報，燒軍火，擾得日僞軍坐臥不寧。
1941年初春的一天深夜，在火車站做工的敵工隊員嶽立章報告了一個緊急情況：凌晨兩點，將有一列軍車由衡水開往青蘭。石嘉植吃了一驚，急忙叫上張芝濤摸黑飛跑到10多公里外青蘭附近的陳加官村，通知駐在那裏的縣大隊轉移。縣大隊前腳剛走，300多名日軍組成的快速部隊後腳撲來。
事後，石嘉植懷疑漢奸張榮和楊二洪向日軍告密。這兩個漢奸一方面幫日軍大幹壞事，一方面又和縣大隊偵察員拉關係，想腳踩兩隻船。出事前一天，縣大隊的偵察員曾讓張榮想辦法搞子彈，搞到後送往陳加官村，子彈沒送來，日軍卻來了。石嘉植翻了翻漢奸的“生死簿”，見上面記的這兩個傢伙乾的壞事多，好事少，看出他們幹壞事是真，幹好事是假，決定除掉這兩害。他先通過郵政代辦所搞到楊二洪家鄉的地址，接着導演了一場敵工隊和縣大隊聯合演出的“除奸戲”。
這一天，在偵察員多次催促下，漢奸張榮向孫德廂村送來了80發步槍子彈，受到八路軍“王連長”的熱情歡迎和款待。晚上喝酒吃飯時，“王連長”把口袋裏的錢、鋼筆等掏出來放到桌上，吩咐再去買點酒肉，接着佯裝醉倒，被扶走休息。
被挽留住宿的張榮心存鬼詐，偷偷翻看桌上的雜物，發現其中有一張楊二洪寫的信，談到日軍的兵力裝備以及準備利用回家機會當面稟報等語，認爲是向日軍邀功領賞的好機會，驚喜異常，急忙把信藏到腰帶裏。第二天回去後，交給了日軍軍曹小田。
果然，沒過幾天，楊二洪接到敵工隊員寫來的“母病速歸”的信，不知有詐，便以此向小田請假。這一來證實了張榮密報的確鑿，小田一怒之下，拔槍把楊二洪打死。
張榮除掉了競爭對手，非常得意，絲毫沒想到自己也正順着石嘉植佈置的圈套往死路里鑽。
過了一段時間，縣大隊偵察員讓張榮儘快給八路軍傷員搞一批西藥。張榮應約來到廣川后村找八路軍醫院的“孫主任”要藥單。見到了受傷躺在炕上的八路軍“營長”、“政委”，約定買到藥後直接送到這裏。
當晚，駐龍華鎮的日軍警備隊中隊長藤野率20名日軍、70多名僞軍在張榮引導下向八路軍傷病員奔襲，沒想到剛走到李屯村便遭到八路軍獨立團的伏擊，30餘人喪命。漢奸張榮被暴怒的日軍亂刀捅死，落了個可恥的下場。
實際上，那些王連長、孫主任、政委、營長都是敵工隊員和縣大隊隊員扮演的，只有設伏殲敵的獨立團是石嘉植專門請來的。他仿照《三國演義》中蔣幹盜書的故事，生動地導演了一出智除二奸的好戲。
石嘉植領導下的敵工隊對漢奸僞軍採取“又拉又打，以拉爲主”的策略，經過半年多的艱苦鬥爭，基本控制住了德石鐵路德州到衡水一線的僞軍。在這個基礎上，他設法認識了德州城裏僞滿洲國《大北報》代銷點的趙百川，幫助把代銷點擴大爲分銷社，趙任社長，張芝濤任記者，石嘉植任記者兼外務主任。他們打着“日中親善”的旗號，利用“請示”、“審批稿件”的機會，進出駐德州的日軍山口旅團司令部，在這個魯北重鎮敵人心臟裏，楔了一顆釘子。
1942年3月中旬，石嘉植接到冀南軍區敵工部“把情報工作做到敵軍前邊去”的指示，他召集隊員圍繞這個中心落實任務。憑着機智和大膽，他決定自己帶頭去竊取山口司令辦公室的文件。
根據石嘉植的細心觀察，山口司令辦公室的牆角下有一塊一尺見方的水泥蓋板，從裏面伸出一根暖氣管子，判斷下邊有條地溝通到外邊，加上曾遭遇山口偶然離開辦公室時也不鎖櫃子的情況，看出它外邊雖崗哨森嚴，內部卻比較鬆懈。關鍵是搞到文件櫃的鑰匙。石嘉植把搞鑰匙的任務交給了山口司令部特高課的馬清新。
馬清新是石嘉植做了很多工作爭取過來的愛國青年。幾天後他就拿來了塊按着鑰匙印子的紅膠泥。石嘉植找小爐匠按鑰匙印子做了3把厚薄不同的鑰匙。
這天夜裏，石嘉植帶着和龍、樑臣、張芝濤等5個敵工隊員，躲過敵人的崗哨和探照燈，在燒鍋爐的呂八哥的接應下，翻牆進入司令部院子裏的鍋爐房，脫掉棉衣，依次鑽進地溝，在黑暗潮溼狹窄的溝道摸黑爬行了幾十丈，來到山口辦公室的下邊。側耳靜聽了一會兒，確認上邊無人，才用力托起水泥蓋板，挪到一邊，鑽出洞口。石嘉植用鑰匙試探着打開了鐵鎖，把櫃門用帶來的黑單子布蒙上，鑽在裏面打開手電，一份份翻看文件，挑出最有用的諸如調動兵力的命令、各據點兵力武器統計、及一份預定在4月29日慶祝日本天皇“壽辰”時向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計劃揣進懷裏，其他的按原樣小心翼翼地歸置好，然後把櫃門鎖上。
石嘉植讓敵工隊員們一個個下到地溝後，用一塊毛茸茸的狗皮把地面齊齊拂拭了一遍，確認沒有留下痕跡，才最後一個下到溝裏，把蓋板恢復到原樣。
這幾份文件對八路軍及抗日武裝的活動和反“掃蕩”鬥爭極有幫助。石嘉植把它們用一塊舊木板釘到一輛馬車的下邊，讓張芝濤的妻子裝扮成清明節上墳的模樣，送到了30公里外的賈道村情報站。
1943年3月下旬的一天，石嘉植在德州街上碰見了擅自離隊的敵工部日語幹事譚貴忠。在石嘉植的批評教育下，譚表示願意回部隊。石嘉植正準備回軍區彙報請示工作，便和譚一路同行。兩人走到景縣境內龍華鎮附近時，遇到日軍憲兵隊設卡盤查，由於譚貴忠驚惶失措，引起敵人懷疑，兩人同時被捕。
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譚貴忠承認了自己是八路軍的逃兵。與此同時，一個受過石嘉植教育後放回的漢奸向日軍密報石嘉植的真實身份。日軍憲兵隊長西澤和高級特務佐藤大喜過望，他們以爲抓住了石嘉植，就找到了八路軍冀南軍區的情報庫，所以千方百計要叫石嘉植開口。
石嘉植被釘上腳鐐手銬，灌辣椒水，用釘着釘子的木板打，用燒紅的槍通條燙，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仍隻字未吐。
日軍知道遇到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個寧折不彎的硬漢子。於是由硬攻改爲軟化。他們爲石嘉植取掉腳鐐手銬，石嘉植抓起木凳把西澤砸倒；他們設宴爲石嘉植“壓驚”，宴會成了石嘉植宣傳抗日的講壇；他們半夜送來一個花枝招展的姑娘，石嘉植拾起地下的磚頭把姑娘趕走。面對石嘉植，敵人黔驢技窮。
得知石嘉植被捕的消息，冀南軍區首長陳再道、宋任窮、劉志堅心情非常沉重。經過研究分析，在採取“內線”營救不能奏效的情況下，打算出動一個正規團強攻龍華，救出石嘉植。石嘉植得知情況後，非常不安，立即通過“內線”向情報站送了一張紙條，檢討自己因疏忽大意給抗日鬥爭帶來的損失，堅決反對出兵強攻，以避免造成戰友傷亡，同時表示自己要冷靜下來，改變策略，最後爲抗日再盡一點力量的決心。
石嘉植從“內線”得知，被敵人用作“美人計”的那個姑娘是日軍“掃蕩”時掠來的農家女子，在憲兵隊備受日軍的姦污凌辱。另外，在僞軍大隊部還關押着15名老百姓，於是決定將計就計，接受當僞軍大隊長的任命，想方設法把他們救出火坑。他向日軍要來紙、筆，假稱要認真回憶一下，詳細把冀南軍區和敵工隊的情況寫出來，同時表示想和那個姑娘成親，讓日軍給錢，準備結婚用品。石嘉植把錢交給姑娘時，囑咐她買鞋、襪、衣料、胭脂、香粉，一定要有去有回。姑娘遵囑照辦，滿臉喜氣地出出進進。日軍以爲天下英雄難過美人關，對石嘉植的“投誠”深信不疑，對姑娘的行蹤也放鬆了警惕。
幾天後，石嘉植見時機已經成熟。便給姑娘寫了一張路條，讓她混出城門，去找故城縣抗日政府。他囑咐說：“要放大膽，不要怕，萬一有鬼子和僞軍攔路，你就說我讓你結婚前回去告訴爹孃的!”
送走了姑娘，石嘉植心裏放下一塊石頭。他知道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撫着滿身的傷痕，感慨萬千。他覺得自己爲實現少年時代立下的“拋頭灑血誠快事，戰場白骨豔如花”的誓言而獻出生命，是死得其所，是無尚光榮的。
第二天早晨，漢奸隊長徐奎佔來了，問石嘉植有什麼“訓示”。石嘉植開口就命令把關押的15名老百姓立即放了。徐奎佔吃了一驚，楞着不動。石嘉植寫了一張簽名放人的紙條扔給他：“我知道這15個人都是良民，是我命令放的，沒有你的事!”徐奎佔堅持要向西澤報告。石嘉植訓斥道：“我正要找太君報告你拐走了我太太呢!”徐奎佔以爲姑娘睡在牀上，把牀上隆起的被筒一揭，是個空被筒，一下子嚇楞了。石嘉植說：“昨天晚上我太太說你叫她有事，走了後到現在沒回來，不是你拐走了是誰?你按我的命令把抓來的人放了，我太太的事我再也不提。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徐奎佔苦喪着臉拿着石嘉植的“手令”去放人了。石嘉植叫住他，讓他把老百姓放了後，再把隊伍集合起來，他要訓話。
不一會兒，40多名僞軍來到面前。石嘉植莊重沉穩，高聲喊道：“弟兄們，同胞們!我第一次和大家見面，說幾句心裏話、良心話。日本鬼子在咱中國、在咱冀南幹了多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壞事，大家都明明白白。我奉勸你們一句，要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關公，不要做千人戳、萬人罵、豬狗不如的鐵桿漢奸，爲中國人長點骨氣，爲祖宗八輩積點陰德!”
石嘉植的話猶未盡，佐藤和西澤帶着一隊日本兵衝了過來，十幾把刺刀兇殘地向他捅去。滿身鮮血的英雄呼喊着抗日口號，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
石嘉植就義時，年方2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