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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俱樂部成員的抉擇:高陶二人攜汪日密約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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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陶事件”是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其主要人物高宗武、陶希聖在抗日戰爭初期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並於1938年隨汪精衛出逃河內,其後又參與了籌組汪僞政權,以及與日本人的所謂“和平”談判。

在談判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企圖滅亡中國、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就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於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時逃離上海,抵達香港,並以二人名義在香港《大公報》發文揭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以自己的行動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

“夜間的燈火管制,用不着防空人員沿家干涉,自然地好了,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漸漸靜了下來。我睡不着,心裏想着港九陷落必不在遠,個人必死,國家必興。這兩句話‘個人必死,國家必興’,一直都在腦子裏盤旋着,心是很安定的了。”這是陶希聖1942年3月發表在重慶《中央日報》的《出九龍記》裏的回憶。那時日軍逼近,在“高陶事件”之後,出走避居香港的陶希聖又目睹了港島的淪陷,對個人遭遇來說,實在慘烈。

雖然是在英皇治下,但周遭受罪的都是同胞。日軍登陸後,馬上又面臨家人的離散和對自己的通緝。從中國傳統對知識分子名節的道德體系來說,出走以來,未知國府對自己是如何看法,有家難歸。用其子陶泰來先生稍顯誇張的話說,“東京和南京都恨他入骨,必欲殺之而後快”,國恨家仇於是重現眼前。然而隨着太平洋海戰擴大化,香港淪陷,意味着英美即將對日作戰,這戰局的轉折點已經來到,故“國家必興”。對陶希聖來說,這夜無疑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

低調俱樂部成員的抉擇:高陶二人攜汪日密約反正

  陶希聖: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

70多年過去,重新審視當年的“高陶事件”,對當代讀者也是一種感情和思想的試煉。能將大歷史的進程同個人家庭生活、大時代的背景同個人遭遇結合在一起,非歷史親歷者不能做到,這樣的歷史不再僵硬,而易使人有生動之感。能使今日之現代讀者,在接受太多既定的歷史教科書內容之後,真正由己及人來看待歷史。而對於本書作者陶恆生先生而言,還有特殊之處,即“高陶事件”的歷史評價在主流之外,必然另有說法,有些無疑是道德上的刻薄審判。作爲作者來說,如何看待已經成爲歷史人物的父親,必然對客觀呈現史事形成一種衝擊。

於是這部《高陶事件始末》根據新出現的材料一直都在修訂:不變的是對父輩、對歷史的情懷。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著作,已經不再集全部筆墨於事件本身,而實在亦是當年中日戰事期間兩國戰時意識形態的一部發展史。

當年高(宗武)、陶(希聖)兩先生脫離汪精衛出走,隨即發表“汪日密約”主要內容,爲當日一部分傾向於中日“和談”者中真正的愛國者與變節事敵提供了一種明確的臨界點,非“出走”不能表明“驚醒”。

陶希聖先生曾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而陳公博、梅思平等人,如唐德剛先生所說,“呷而不吐”,最終走向靈魂與肉身的不歸之路。高、陶出走,從戰略意義上說,亦如陶泰來先生所言,成爲整個中日戰局的一個轉折點,“密約”一經提前揭破,“一方面使日本政府以誘降手段結束戰事的妄想破滅,另一方面更加強重慶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高陶事件”後,高、陶的人生結局全然不同,從本書所披露的史實來看,也是出於蔣氏對陶希聖的瞭解,且對陶希聖在“藝文研究會”期間的實績評價不低,更是與陶希聖在戰時始終肯在抗戰輿論宣傳上負起自己的責任、並且在當時國內產生較大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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