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核心的發展趨勢也大同小異。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公元960年，中國又重新統一。宋朝的開國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個將領，但是他認識到：近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不斷加強，已經使許多精英階級人士感覺到中國理應是一個統一的帝國。只要時機恰當，他振臂一呼，人們就會響應他，而非對抗他。如果需要運用武力，他也及時地加以利用。但與前人試圖統一東西兩個核心的情況不同，當時多數國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統治。
宋太祖還認識到，軍隊將領是前朝滅亡的罪魁禍首，於是他設法消除這個威脅。官方史料記載，宋太祖邀請那些將他推上皇位的將領赴宴，隨後“杯酒釋兵權”。表面上，他向這些將領敬酒，恭賀他們達到了退休年齡(那些將領事先完全不知情)。實際上，他將這些將領解職，撤銷其兵權。
就這樣，宋太祖發動了一場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變，此後需要調動軍隊時，通常都是他自己統領全軍。
宋朝從軍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轉變，從而極大增強了人們對於和平統一的廣泛願望。但不足之處在於，中國當時仍有敵人，尤其是兩個遊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項人，他們已經在中國北方邊疆地區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這些威脅可不是酒能解決的，於是在失去整個軍隊且整個國家遭到覆滅危險之後，宋朝又走上了送禮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這個辦法奏效了，和塞爾柱人顛覆西方核心不一樣的是，契丹人和党項人沒有顛覆東方統治核心。和之前的幾個朝代一樣，宋朝持續的送禮求和策略以及邊防駐紮並未真正起到維護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國家瀕臨破產。到公元11世紀40年代，宋朝政府維持的是一個百萬之衆的龐大軍隊，每月消耗數千套鎧甲、數百萬弩箭—這與宋太祖的設想背道而馳。
一些將領希望能夠出現一些神祕武器，幫助中國免於再次陷入與草原民族的對峙僵持狀態。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煉丹術士發現了一種火藥原材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材料是在尋找長生不老藥的過程中尋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畫作描繪了人們使用竹管互相噴射燃燒着的火藥的情景。
公元1044年，一本軍事手冊中描述了一種“火藥”，包裹在紙或竹子之中，由彈弓發射。然而，這種火藥的殺傷力不強，而且爆炸聲會使馬匹受到驚嚇，而敵人卻幾乎毫髮無損——至少當時如此。
由於技術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軍事發展急需更多的金錢，可是援助來源卻出乎意料。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祿山發動叛亂使中國深陷動亂以來，許多學者開始質疑人們對於外來事物的熱衷，他們認爲這種熱衷帶給中國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會混亂。自漢代滅亡之後，對於那些幻想破滅的貴族們來說，長達5個世紀的時間是一段野蠻殘酷的插曲，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腐壞墮落。他們認爲，其中最有侵蝕性的外來入侵者是佛教。
公元819年，學識淵博的詩人韓愈寫了《諫迎佛骨表》呈給皇帝，以表達他對於大衆歇斯底里情緒的恐慌，這種情緒爆發是因爲唐憲宗要將佛骨迎入宮中供養三日。韓愈稱：“佛者，夷狄之法耳。”當佛教盛行於中國的時候，他就宣稱：“當時羣臣才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然而，當時的知識水平極爲優秀。知識分子們學着去思考、描畫，並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學習像古人一樣寫作，重新擁有了古典美德,擁有了挽救這個國家的能力。韓愈倡導古文運動，重現了古典寫作的清新雋永和高尚道德，並且強調說：“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對佛教的抵制是充滿爭議的，但也是合理的。佛教寺院已經聚集了巨大的財富。到了公元9世紀40年代，唐武宗開始滅佛時——解除僧職，關閉寺廟，掠奪財富。他更多的是基於財政壓力考慮，而非被學者對佛教的嚴厲譴責所打動。官方的態度使得像韓愈這樣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變得格外令人尊崇。數百萬的佛教徒繼續存在，但是還有數百萬對這個外來宗教充滿疑惑的中國人，他們認爲佛祖關於人生的重大問題的答案——諸如，真正的我是怎樣的?我要如何適應這個宇宙?——有可能隱藏在他們自己的儒家經典中某些顯而易見的地方，並由此受到激勵。
一種儒學復古運動橫掃貴族階層，在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項人入侵時，國家最優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樣挺身而出，爲統治者提出寶貴建議。他們堅持認爲，人們必須忘卻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時此刻就是一切，滿足感來源於人世的行動。有人總結說：“真正的學者，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儒學復古運動將經典學說變成了完善社會的行動指南。他們宣稱，擁有哲學和藝術技能，並且能夠正確地理解古典文化的人，才能夠運用古典道德，從而拯救當今世界。歐陽修就是一個例子，他在幼年時期偶然發現韓愈的文章，隨後創造了他自己的“古代散文”風格，併成爲著名的詩人、歷史學家以及收藏家，一路加官晉爵，擁護財政和軍事改革。
衆多同樣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爲國家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爲卓越出衆的當數考古學先行者、偉大的散文家以及宋朝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樹敵衆多(包括歐陽修在內)，他們攻擊他，說他是粗鄙、令人反感且卑鄙骯髒的，並最終導致王安石聲名狼藉，慘遭流放。然而，王安石激進的新政策——相當於在11世紀將羅斯福新政與里根經濟政策相結合——真正起到了緩和矛盾的作用。
王安石抨擊稅收制度，並實施了更爲公正公平的稅收系統，從而增加國家收入;他投資衆多公共事業，提倡“青苗法”，國家向農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貸資金;他用更廉價的民兵替代昂貴的職業軍人，由此平衡預算。當遇到保守官員的反對阻撓時，他就用新官員取而代之。他還在行政人員考試中加入了經濟學、地理學和法學內容，建立新學校教授知識，併爲通過考試者增加薪俸。
儘管儒學復古運動的成就非凡，但是與同時期盛行的第二波發展進程——一次可與古羅馬媲美的經濟繁榮相比，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對中國的幾乎所有地區來說，中世紀暖期無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積物、石筍化學物和古籍記載都表明，半乾旱的北部地區降雨量增加，這正是當地農民所希望的;而潮溼的南方降雨量減少，也符合該地區農民的期望。因此，到1100年時，中國人口大約上升至1億人之多。
截至1100年，公元6世紀時《齊民要術》中提及的37種水稻全部被高產的變種水稻所取代，農民們有規律地將水稻與小麥相間種植，每年可以從受過灌溉和施過肥的土地收穫三季作物。不斷延伸的道路網絡—城市內部的道路通常由石料築成，有時甚至鄉間道路都使用磚石—使得糧食向港口運輸的過程更爲便捷，並且水路運輸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國的造船工人模仿了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地區船隻的長處，建造出擁有密封層、4根甚至6根桅杆以及多達1 000個強壯船員的大型遠洋航行船隻。船運費用不斷攀升，商人們因爲大規模貿易活動而聚集起來。根據一位12世紀的作家所說：
通過互相連通的河流與湖泊，人們可以去往任何地方。當一艘船駛離港口，行駛一萬里之遙都無任何阻礙。每年，百姓將耕種和食用之外的剩餘糧食用於交易。大商人囤積平常人家缺少的東西。小船從屬於大型船隻，並參與聯合經營活動，來回往復，通過賣糧獲得可觀收益。
但是，這一切都要花錢，隨着經濟增長，政府試圖鑄造足夠的銅幣。結果，對新銅礦資源的挖掘(以及在銅幣中摻雜鉛的不甚光彩的行爲)，使得銅幣的產量由公元983年的3億枚飆升至公元1007年的18.3億枚，然而依舊供不應求。
人的貪婪和懶惰拯救了危局。公元9世紀，在茶葉貿易開始大行其道、國家商業監管鬆弛的情況下，四川的商人開始在長安設立分部，在那裏他們可以將買賣茶葉所得貨幣兌換成“飛錢”，也就是當時的紙質付款憑證。回到四川之後，這些商人可以在總部將這些票據換成現錢。
設想一下，一袋飛錢價值相當於40袋銅幣，這樣一來飛錢的優勢立現，隨後商人們開始憑藉自身實力，普遍使用這種票據。他們發明了信用貨幣，即價值依賴於使用者的信用而非自身金屬含量的代幣。
公元1024年，宋朝政府實施了合理的下一步計劃—開始印刷紙幣。很快，發行的紙幣數量超過了銅幣。
隨着紙幣和信用貨幣深入鄉間，買賣過程變得更爲簡單，更多的農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種植收成最好的作物，將它們賣掉換錢，再購入他們無法輕易生產出來的物品。一個和尚在偶入一個偏遠村莊小型集市後，這樣描寫道：
朝日還未從湖面升起，
荊棘叢生，一瞬間彷彿綿延無盡的松林。
幽暗中，古木佇立於懸崖之巔;
猿猴荒涼的呼喊隨風飄蕩下來。
山迴路轉，一座山谷映入眼簾，
在遠處，有一處村莊隱約可見。
沿途到處都是笑聲和叫喊聲，
僱農們你追我趕，
準備在長達數小時的集市上鬥智鬥勇。
攤位和商鋪衆多，彷彿雲彩一般，
他們帶來亞麻織物和桑樹皮做的紙，
或是向前驅趕着母雞和乳豬。
條條道路上，遍佈着刷子和簸箕——
各種傢什不可勝數，簡直難以用紙記錄。
一位老者管理着這場繁忙的交易，
每個人都對他的一言一行心懷敬畏。
他謹慎小心地比較，
對交易物品一一檢查，
在他的手中慢慢翻轉。
當然，城市的市場更爲廣闊，吸引了半個大陸的商販。西南亞商人將位於泉州的港口與印度尼西亞的香料羣島、印度洋羣島連接起來，然後從這些地方向中國所有城鎮輸送進口商品。爲了支付其費用，家庭作坊生產出絲綢、瓷器、漆器和紙張，其中最成功的那些作坊進一步升級成工廠。甚至在村莊都可以購買到書籍這一類原本近乎奢侈的物品。到了公元11世紀40年代，雕版印刷生產出數百萬冊相對廉價的書籍，這些書籍隨後大量發行，甚至進入平民百姓手中。當時中國的文化水平可與1 000年前的羅馬相抗衡。
然而，最重大的改變是在紡織和煤炭行業，準確地說是在那些推動了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的活動領域。11世紀的紡織者發明了腳踏繅絲機，1313年，學者王禎在其著作《農書》中描述了一種大型紡紗機，可以用畜力或水力帶動。王禎批註說：“這種機器成本比它所代替的女工成本要便宜得多，可以應用於中國北方生產麻布的大部分地區。”王禎將他的技術記錄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藉以抒發他的震驚之情：
車紡工多日百，
更憑水力捷如神。
世間麻欸鄉中地，
好就臨流置此輪。
把18世紀法國的紡織機設計圖與14世紀王禎的設計對比之後，經濟歷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不得不承認：“法國紡織機與王禎所設計機器的相似程度驚人，以至於令人不可避免地產生這樣的疑惑—紡織機其實始於中國。”儘管王禎的紡織機不如法國的高效，但是伊懋可總結道：“如果這部織機所代表的陣線能夠進一步延長，那麼中國將會比西方早400年進入真正的紡織生產領域的工業革命。”
由於缺少宋朝紡織生產和價格的統計數據，我們無法考察該理論的真實性，但是我們獲得了其他行業的相關信息。當時的捐稅收入表明，鐵產量在公元800~1078年間增長了6倍，高達12.5萬噸—幾乎和整個歐洲在1700年時的鋼鐵生產總量相同。
在擁有百萬人口的開封城，鍊鐵廠圍繞着主要市場聚集起來，煉出的鐵(在多種用途中)被製成軍隊所需的武器。因爲開封位於大運河畔，地理位置便利，因此被選爲都城。儘管開封城歷史並不悠久，沒有綠樹成蔭的大道，沒有以前的都城那樣雄偉恢宏的宮殿，也沒有吟誦開封的詩歌傳世，但是在11世紀時，開封發展爲一個繁華、喧鬧且充滿生機的大都市。從夜晚直到凌晨時分，吵鬧的酒肆長時間供應酒水，50家劇院各自吸引着數千觀衆前往，商鋪甚至佔據了城市的一條主要大道。在城牆之外，鑄造廠夜以繼日地燃燒着火焰，黑暗的作坊噴射出火苗和濃煙，消耗數萬棵樹木，將礦石熔化成鐵水—事實上，燃燒的樹木數量極多，鐵器製造者買下整座山後將樹木全部砍伐殆盡，因此將木炭價格哄擡到普通家庭無法承擔的程度。公元1013年，發生了一場由燃料引發的暴動,受寒冷侵襲的開封百姓有數百人遭到了無情的踐踏。
顯然，開封進入了生態瓶頸階段。在中國北方並沒有足夠多的樹木，來同時供給數百萬人吃飯、取暖以及維持鍊鐵廠數千噸鐵的正常生產。眼下有兩個選擇：第一，開封人以及/或者鍊鐵業逐漸搬離此地;第二，有人能夠發明或尋找到新的燃料來源。
在智人生存的時代，他們總是憑藉對新的植物和動物的開拓，供給食物、衣服、燃料和居住地所需。之後，人類已經成爲更有能力的寄食者。以公元1世紀的漢代和羅馬帝國的臣民爲例，他們每人獲取的能量是其冰河時期先祖在14 000年前獲取的能量的七八倍之多。
漢代人和羅馬人還學會了利用風和潮汐來發動船隻，以獲取他們生活所需的動植物，並且學會了在磨坊中運用水力。然而，公元1013年受寒冷之苦而暴動的開封人基本上還處在一種僅靠其他生物供養的階段，在能量鏈條中他們並不比石器時代的採集狩獵者高多少。
在幾十年間，事情開始發生變化，在不知不覺間將開封的鐵器製造者變成了變革者。1 000年前的漢朝時期，已經有一些中國人開始利用煤炭和沼氣，但是這些能源並未被廣泛使用。只有當貪婪的鍊鐵工廠與爐竈、家用能源消耗爭奪能源時，鍊鐵產業才實現了從古代有機經濟向礦石燃料新世界的跨越。開封靠近中國兩大煤礦儲備地，又臨近黃河，擁有便捷的交通，因此它並不需要天才—只需要貪婪、絕望以及反覆嘗試—來解決如何用煤炭代替木炭來熔化鐵礦石的問題。資金和人力在定位、挖掘以及搬運煤礦的過程中也極其關鍵，這可能解釋了爲什麼商人(擁有資源的人)引領時代潮流，而非住戶(不擁有資源)。
一首寫於公元1080年左右的詩歌使我們對這次變革有了一定的認識。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骨幹。
溼薪半束抱衾，日暮敲門無處換。
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磐萬車炭。
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
根苗一發潔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
南山慄林漸可息，北山頑礦何勞鍛。
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煤炭業和鍊鐵業同步發展。有充分證據表明，一個四川的鑄造廠僱用了3 000名工人，每年將35 000噸礦石和42 000噸煤炭鏟入熔爐，煉出14 000噸生鐵。到了公元1050年，煤礦挖掘範圍擴大，家家戶戶都開始使用煤炭。政府在公元1098年重新修訂貧困救濟準則時，煤炭也成爲官方唯一提及的燃料。在公元1102~1106年間，開封開闢了20個新煤炭市場。
到那時候，東方的社會發展程度已經達到了1000年以前古羅馬時期的頂峯。而西方伊斯蘭和基督教兩大核心仍然呈現分裂局面，遠遠落後於東方的發展進程，並且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夕。事實上，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中國的工業革命浪潮正在開封被煤灰燻黑的城牆下醞釀着，並且將把東方在社會發展上的領先優勢轉化成東方統領世界的局面。歷史的發展進程似乎是要將艾伯特親王帶到北京，而非將洛蒂帶到巴爾莫勒爾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