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員選拔制度，歷經變幻。先秦時期的官員選拔，大都是依靠世襲制。如果一個人在建國之初立下功勞，被封爲大夫，往往在他死後，就由兒子來繼承大夫的職位。當時，諸侯的封地叫做國，大夫的封地叫做家，於是中國古代有所謂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這種世襲制有很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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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君，如果賢明那還罷了，如果昏庸，可就爲禍不淺。一個平凡的傻子，最多不過是在家裏亂搭亂鬧，可一個國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禍害到成千上萬人了。可關鍵還是，許多的昏君，不認爲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做的人當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當成是國家的忠良。世襲制度，流弊廣矣。
到了漢代，官員選拔主要靠推薦。推薦的主要名目是孝廉和秀才。漢代特別推重孝道，於是漢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孝順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說，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門，有一定道理。能夠孝順父母的人一般來說，也能夠終於國家，愛護百姓。秀才則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說儒家的經典，《尚書》《詩經》什麼的。相對而言，推薦爲秀才的比較少，推薦爲孝廉的比較多。翻翻《後漢書》，絕大多數官員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條路。
爲什麼呢?因爲孝廉比較好作假。秀才必須精通典籍，兩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順不孝順，關鍵是看父母鄉親的評價了。可是，在歷朝歷代，只要是有利可圖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漢代，孝順就可以當官，越孝順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揚，既然有實際的利益，那麼父母鄰居也就會參與造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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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推舉制度的弊端也出來了。推舉過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說他是孝順那就是孝順，而沒有統一的可以量化的標準。到了隋唐時期，風氣爲之一邊，科舉制度的出現，可以說是選官制度的一個重大突破。
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分爲多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進士科和明經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專項考察。而當時最受人看重的就是進士科。當時有人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三十歲考中明經就算是年紀大了，而五十歲考中進士，那也算是年輕了。
據說，在唐太宗時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蔘加進士考試，可是錄取的有多少呢?不過是二三十人，錄取比例不到3%，可遠遠比現在的高考，甚至是碩士、博士難考多了。而當時能夠來京城參加進士考試的，本身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錄取的進士不過是五百來人。縱觀整個唐朝，一年錄取的進士科人員，不超過三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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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錄取人數如此之少，爲何幾百年來，還有人趨之若鶩呢?原因也很簡單，因爲從錄取進士科之後，出仕會非常方便。唐朝的許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於進士科。如王勃、王維、劉知幾、陸贄、顏真卿、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唐朝許多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進士科，因此後人稱進士科爲“將相科”。
在史料中還記載了唐高宗時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話：“我雖然富貴過人，但大遺憾，頭一件就是不能以進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將相高位，如果不是由進士出身，依然會心有餘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