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李恆在位只有四年，年號爲文學史上非常著名的“長慶”，卻也是中晚唐朝臣紛爭加劇的重要階段。接下來小編就帶來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首先是宮廷內，李恆能夠登位主要依靠宦官及後宮的力量。李恆的母親是大功臣郭子儀的孫女，有強大的家族背景。就在李恆好不容易被唐憲宗冊立爲太子後，羣臣都認爲可順勢讓郭氏成爲正式的皇后。憲宗卻對此死活不願意，只封郭氏爲貴妃。按說這一點有些令後人費解，實際這是十分特殊而又客觀的環境造成，自肅宗張皇后以來，宮廷中就幾乎再沒有活着被冊立皇后的例子，女人強勢干涉朝局——這在唐代有太過強烈的心理陰影。
王守澄一人扶立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個皇帝
最終憲宗意外被宦官毒害，雖然看來是王守澄趁扶持穆宗上位，順手掌握了朝局，但很難不讓後人懷疑當中同樣有郭氏的影響在內。王守澄能在穆宗時期脫穎而出，雖然憑藉他早年就與李恆有一些淵源，不少研究者也分析，自然還包括郭氏默許甚至支持王守澄扶持李恆上位，無形中也就暗示，憲宗死的蹊蹺意外，可能隱約有郭氏的因素在內。這一點絕非單純今天的研究者好奇索隱，至少在唐宣宗時對郭氏的厭棄就已經開始流傳。
其次穆宗與朝臣的關係，史書暗示李恆雖早定爲太子，能否順利得到衆大臣支持也頗爲焦慮，他請教舅父郭釗(爲郭曖與昇平公主所生，郭釗的兩個兒子郭仲恭、郭仲詞都娶穆宗李恆的女兒)。當時爲司農卿的郭釗提醒太子一定要盡“孝謹”之心，不要考慮其他的事。
經過鄭注、李訓與王守澄在憲宗後期的關係鋪墊，尤其王守澄與樑守謙等神策軍控制宮廷，絕大多數大臣毫無懸念會認同名正言順的太子成爲新君。這時，元和舊臣李逢吉順利出山輔佐新君，成爲外朝的一個核心人物。
穆宗長慶年間之所以會加劇大臣之間的分歧，一大不宜覺察的因素在於，穆宗李恆才能固然遠不及父親憲宗李純，其個人喜好又傾向於文學出衆的大臣，比如他欣賞詩人李紳、元稹，都先後提拔爲宰相。
實際觀照號稱牛李兩派大臣，總體都是所謂文人士大夫，但相對有各自突出的一面，假如區別個別態度有過搖擺的如杜牧、李商隱、白敏中，以李德裕爲首一派偏重實際行政才幹，而牛僧孺一派匯聚純文人較多。古人的交遊儘管可以跨越藩籬，所以像杜牧、李商隱與兩邊的人都有交情，但物以類聚、人以羣分這話也有相當依據，這一標準甚至可以延續到北宋羣臣之間的紛爭。
比如一般認爲李逢吉不喜歡和文人合作，實際是同他關係不好的文人，如著名詩人姚合是他的門生，關係就不錯，他尤其討厭李紳，視爲眼中釘。長慶元年發生的複試案，李逢吉確立地位不久，次年就把對頭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調去浙西做觀察使(主要轄區並不算浙江，實際大部分在江蘇境內)，擡出的名目就是李德裕與李紳等人有勾連。然後把關係比較密切的牛僧孺召回輔助自己，而牛僧孺其實也是以文才著名。
牛僧孺爲官清廉，任戶部侍郎時拒絕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的賄賂。元和末年長慶初年爲御史中丞，更重視廉潔，宿州刺史李直臣被批評在地方不法，論罪當誅。到處拉攏人爲他說情，尤其賄賂宦官在穆宗跟前做工作。穆宗專門瞭解情況，牛僧孺秉公直言，獲得欣賞，所以李逢吉舉推薦爲宰相得到同意。
羣臣紛爭爆發的導火線就是元年(821)的複試請託案，直接關聯者有段文昌、元稹、李紳、白居易、李宗閔以及錢徽、王起等，恰恰冠以派別頭銜的李德裕、牛僧孺並沒有與這起事故有什麼關係。
錢徽作爲科舉主事，爲人比較貪婪，接受段文昌、李紳等人請託，本來同意，甚至錢徽還向段文昌寫書信作保。錢徽又受李宗閔等關係更好的人影響，選中李宗閔的女婿蘇巢等人。段文昌不滿告狀，元稹、李紳以翰林學士身份認爲錢徽作弊，然後由白居易、王起負責重試，結果錢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貶劍州刺史(劍州爲四川劍閣縣一帶，唐玄宗繼位的先天二年所設，713)。
元稹白居易是複試案的重要親歷者
以上絕大多數人的傳記已把事情來龍去脈交代清楚，引起事端的是同樣有請託的段文昌，可能有挑事嫌疑的是元稹、李紳，但元李二人接受穆宗詢問時都指出錢徽不公正，收取賄賂也是客觀事實。這些人中有明顯矛盾的是元李和李宗閔之間。偏偏《舊唐書·李宗閔傳》把矛頭意外地指向李德裕，當時他與元李同爲翰林學士，還把李德裕排在前面。到《資治通鑑》不僅完全照搬，還加了兩句李宗閔對李德裕的憤恨。所以，後世研究牛李兩派無不強調長慶複試請託案是爆發紛爭的重要節點，可李德裕、牛僧孺兩人與這起事件並沒有直接關係。
李德裕是因父親李吉甫的門蔭出仕，也有詩文才華，擔任翰林學士自然經常被皇帝召到思政殿問對。科場複試案期間，應該有過與元稹、李紳一樣的詢問，但李德裕當時並未特別出頭，也沒有明顯的陣營觀念，更沒有直接處於矛盾旋渦。甚至岑仲勉、傅璇宗等研究者還認爲，李德裕雖然後來有提攜一些重要助手如鄭亞、李回，終其一生都沒有像李宗閔、令狐綯、白敏中等人那樣拉幫結派。雖然有點刻意爲李德裕說話，但李回在武宗之前與李德裕沒有明顯交集，王茂元也一樣，所以這一說也有一定理據。
即便李德裕面對穆宗詢問有和元稹、李紳相似回答，也屬於實事求是，不算什麼打擊報復。《舊唐書》所記，主要還是後來編寫者對史料的選取態度，尤其《資治通鑑》更是出於對李德裕的同情，指李宗閔一派有嫉恨心理。因此，同屬一派的李逢吉爲宰相後就想方設法要趕走李德裕。
李逢吉是長慶時期最重要的宰相，甚至也是科場複試案背後的關鍵角色。
掀起這場風波的是段文昌，剛剛前往成都出任西川節度使。這一職務儘管不算糟糕的貶謫，但在穆宗繼位的轉折點，至少屬於比較明顯的排斥。要知道段文昌在憲宗後期也是深受賞識的翰林學士，比如著名的重立《平淮西碑》就是憲宗欽定由他來寫的，假如憲宗不出意外，隨時可以得到機會升爲宰相。
段文昌還有另一身份是武元衡的女婿，也是憲宗最信任倚重的人物，死於藩鎮的謀害。以大局觀來說，段文昌自然是堅定的武元衡、裴度一方，站在尊君削藩立場。李紳、元稹雖然資望稍淺，但從擁戴新君穆宗的所作所爲，對當時藩鎮態度與段文昌、裴度等前輩應是基本一致，希望新君穆宗繼承憲宗平藩鎮的遺志，繼續中興李唐。
那麼問題來了，在穆宗登位的關鍵點上，李逢吉、王守澄、李宗閔等毫無疑問是另外一派，同出於擁戴心理，他們需要的是息事寧人，錢徽與李逢吉、李宗閔更加親密，已經說明內心與段文昌、元稹、李紳絕對不是一路人。
錢徽在憲宗時就是反對削藩的代表。元和十一年(816)，與蕭俛一同被免除翰林學士，他們與李逢吉也都有關係，一度同爲中書舍人。正是這一淵源，李逢吉爲了鞏固地位，利用侄兒李訓與王守澄建立關係，保全了擁戴新君穆宗的地位，而錢徽也重新獲得重用。
在穆宗新的實力派之間權衡，自然錢徽毫無疑問選擇與李逢吉、李宗閔一條陣線，而段文昌等人根本一直是他們的對立面。
只不過穆宗新立之際，不一定立刻又涉及藩鎮問題，面對王守澄等宦官勢力擡頭，新的矛盾已在醞釀。段文昌被排擠出長安，很可能涉及朝臣對宦官陣營是聯合還是壓制，這一苗頭立刻引起王守澄、李逢吉等實力派警惕。長慶年間的風向開始轉變，穆宗就算如何欣賞像李紳、元稹這一批文學人才，註定無法同宦官集團對抗，註定他們一個個又會被驅逐，包括與此事毫無直接關係的李德裕，也被牽連。長慶年間的朝局已經是危險信號：一切與王守澄等宦官勢力作對的基本都要被打擊。朝臣唯有在當中做出選擇，而這一壓抑的局面一直維持到文宗大和後期醞釀出又一激烈的對抗——甘露事件。
李逢吉重爲宰相後，李宗閔很快就從劍州回京師提爲中書舍人，李德裕反而被弄去潤州做刺史。這一來一去，無法擺脫雙方矛盾加劇的大背景，到文宗年間的旋渦自然越來越巨大。
像元稹，元和年間在驛站曾被仇士良、劉士元等宦官羞辱，毫無疑問是堅決反對宦官的一員。元稹與白居易同屬德宗貞元十九年(803)進士(白居易年長元稹八歲，元稹與之前肅代時期著名詩人元結都是北魏鮮卑後裔，元結據說祖先是常山王拓跋遵，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堂兄。而元稹則稱是昭成帝直系後裔)，一起入祕書省任校書郎，結下終生友誼。
元稹年輕時很會經營名聲，他起初參加科舉選擇的是明經科，相比進士科要容易勝出，年僅十五六歲就一戰成名，也從側面反映出他的功名之心很重。之後苦讀不停，準備充分後，元和元年參加進士科獲得狀元，名揚天下，任左拾遺職務。
元稹爲新君憲宗拼命表現，奉命出使劍南東川途中大膽上奏諸多不法事蹟，連重臣房玄齡的後人河南尹房式都牽扯進來。元稹不知深淺，反被罰俸。回去途中下榻驛館，因不服仇士良、劉士元等人索要上等房間，被他們鞭打驅趕，接連遭受屈辱(不排除仇士良等故意令元稹難堪)。
唐憲宗李純精明強幹，對身邊的宦官勢力能夠掌握，其實非常倚重他們。反之，他對文學知名的官員閒來也會比較欣賞，但在朝廷事務方面往往並不重用，因此元稹、白居易、韓愈，元和年間文學人才堪稱鼎盛，基本都看不上眼。
筆者認爲，鑑於順宗永貞時太重用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文學型人才，恐怕元和時期的用人，根本是憲宗故意反正的表現，因此更看重吏治型人才，但這不排除武元衡、段文昌、裴度、令狐楚等輩，同樣有着不俗的詩文才華，像武元衡還是德宗建中四年(784)的狀元。
白居易元稹的長慶集都以穆宗年號爲名
與好友元稹相似，白居易早年也熱衷功名，也會炒作自己，比如模仿元稹與李紳的合作。元稹以自己經歷寫了一篇《鶯鶯傳》，由李紳寫《鶯鶯詩》互相宣傳。《鶯鶯傳》的寫作年代雖有爭議，但經陳寅恪、卞孝萱等推斷，大多數研究者至少認爲是貞元末所寫。元稹告知李紳和楊巨源鶯鶯的故事，他們都寫了《鶯鶯詩》(李紳所寫長詩更出名，但沒有流傳下來)。當時元稹最好的詩友就是李紳、楊巨源，與白居易已經認識，還沒有多深的交情，兩人關係加深是貞元十九年之後(順宗李誦、憲宗李純相繼登位實際都在貞元二十一年內)，包括白居易和楊巨源後來也是關係不錯的朋友。
白居易與元稹關係加深後，元和元年，他聯手另一非常陌生的文學青年陳鴻一同寫出《長恨歌》詩和傳。白居易之所以絕口不提元稹，就是故意要凸顯自己的才華，果然《長恨歌》令其名聲大噪。然後他積極參與元稹、李紳開創的新樂府風潮。和元稹一樣，白居易也多次大膽向憲宗進言，實際不被皇帝欣賞。就連希望懲治謀害武元衡兇手的正當諫言，也被皇帝認爲多此一舉。
據說唐憲宗向李絳抱怨過：“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尤其不喜歡白居易時常越位言事，結果將他貶去江州，從此離開朝堂。加上元和六年(816)朝野對白居易母親之死的一番議論批評(稱白母落井致死，小的批評是指當兒子的疏忽大意，大的指責是母親不滿白居易的戀情，白居易又一直沒結婚，有故意令母親致死的跡象，屬於嚴重不孝。經裴度等調查，白母應是精神疾病，落井一事的確是意外)，此後白居易性格大變，一心向佛，生活追求享樂，甘於恬淡，漸漸喪失當年的熱情。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今重慶忠縣)，途中與元稹曾相會，同行還有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穆宗繼位，元稹獲得翻身機會，白居易也希望有一些建樹，當時恰逢田弘正遇害，於是又拿河朔藩鎮說事。
如之前分析，主事的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等都是對時局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自然對白居易一類諫言不感興趣。白居易再次外放，之後一直生活在洛陽，與劉禹錫等結交，開始他的晚年生活。
元稹雖被穆宗欣賞，但李逢吉不會讓他長久。很快就藉口裴度被人行刺，將其調離崗位(元稹爲謀求宰相，對裴度還是很有意見)。此後去浙東任觀察使兼越州刺史有六年，做了一些有利百姓的事情。
他們共同的好友李紳在穆宗身邊更受青睞，他也是貞元十九年的考生，但在元和元年才考中進士。他最先開始做反映民生疾苦的新樂府詩，比如至今流傳的《憫農》一類。奇怪的是，李紳最初創作的新樂府二十首居然一首都沒有流傳。
後來人們只知道白居易一人打響新樂府的名氣，有研究者認爲白居易看過李紳的作品以後，各種附和的詩作多達五十多首，後來他把李紳的作品混入其中，只不過這一說法很難證實。元稹過世比較早(文宗大和五年，831)，另一好友楊巨源在長慶四年歸鄉隱居，連多久去世都沒有記載。韓愈在楊巨源離開長安時寫了一篇《送楊少尹序》，之後楊巨源基本就從歷史上消失了。
李紳本人雖然活得比較長，也受穆宗倚重，他和元稹後來都被認爲是李德裕的朋友。李紳的爲人不像他提倡《憫農》那樣一心體恤民間。正如長慶元年的複試案，李紳的確也是針對李宗閔、錢徽，有打擊對方的意思。李紳在長慶末年被貶端州，後來的確是得到李德裕相助才返回，武宗期間還與李德裕有搭檔，他被視爲同一陣營是有一定依據。後來野史對李紳的私生活頗多譏刺，不排除有針對李德裕故意誇大其詞。
連同李紳的詩歌，衆所周知唐宣宗李忱是白居易的粉絲，同時又是最痛恨李德裕，視爲死敵，所有與李德裕有交情的人全都排擠。無獨有偶白居易成了當時第一大詩人，李紳的後期詩歌留存下來，可他的早期樂府詩恰恰消失在歷史中。
李逢吉與王守澄、樑守謙、劉弘規等宦官關係密切，穆宗是有親近賢臣的心思，但賢臣先後被莫名其妙被擠走，導致吐蕃侵佔劍南地區濰州一帶。穆宗不過二十六七歲，不僅放鬆遊樂，還和憲宗一樣好服丹藥，短短四年就中毒身亡。
李唐家族身體基因不大好，穆宗於長慶二年底在宮苑觀看打馬球，一時激動就發生過一次中風。幸好不太嚴重，調理稍好一些，剛過長慶三年的新年，穆宗又開始吃丹藥。許多人都勸諫，可皇帝不聽。僅過一年，長慶四年的正月就忽然身亡。究竟是病發還是丹藥的毒性發作說法不一，可能兩者原因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