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是中國社會一個特有的階層，從宋代開始“禮下庶人”，出現了“縉紳士大夫”或“縉紳大夫”的稱謂，但真正出現“士紳”稱謂還是到明朝。由於明朝科舉競爭激烈，進入仕途較難，一部分人選擇了仕途以外的道路;有的則主動放棄仕的選擇;還有些入仕者因“罷黜”“致仕”等原因，最終選擇了回鄉，從而“形成了明代新興的‘鄉紳’”。正如此言，“明世宗時乃正式確認有一個非官非民的‘紳’之階級存在”。在中國歷史上“郡縣空虛”時代，鄉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鄉村治安的管理、鄉村基層教育的構建、官與民之間的對話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鄉紳具有中國社會其他階層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古代社會多遊離於官府邊緣，處於官民之間。然而，在中國近代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時期，鄉紳長期以來的社會地位開始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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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平天國宣揚的基督教刺激了以儒家思想爲共同信仰的鄉紳集團形成，從而使得儒學文化進一步凝聚與擴大。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爲發動起義，創建“拜上帝教”，與長期以來主導社會的孔孟思想有着根本的區別，於是從一開始就舉起了反對儒家思想的旗號。起事後，洪秀全開始大規模滌盪儒家文化。太平軍發出了這樣的號召，“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以致“逢廟宇無不拆毀，見神像從不跪拜”。尤其在1853年建都天京後，洪秀全進一步禁止孔孟儒家思想，專門成立刪書衙，刪改《四書》《五經》等。
由於“孔門千古之變”，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向鄉紳人士發出了“爲國家之公義”，而抵制太平天國大肆破壞儒學傳統文化行爲的號召，“今以天主教橫行中原，而儒者或默然不以關慮，斯亦廉恥道喪，公等有所不得而辭也”。
於是，曾國藩在舉辦的團練基礎上組建了湘軍，並且依靠儒學進行維繫。首先，湘軍將領大多是封建儒生，與曾國藩既是同鄉，又有同學、師生、親友的關係;其次，用儒家三綱五常的禮教和同鄉共裏的鄉土觀念建立起了尊卑有別並且等級森嚴的軍隊制度，形成了湘軍士兵只服從營官、層層隸屬乃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的軍隊制度，從而使湘軍成爲一支與太平軍進行抗衡並能維護封建統治的軍隊。事實上，自湘淮集團形成以後，各地儒生紛紛效仿，大辦團練，以儒學維繫各自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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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鄉紳舉辦團練的規模空前，不僅開啓了中國近代地方武裝的新模式，還使團練制度在地方社會確立，促進了地方軍事化。近代團練在嘉慶年間爲應對白蓮教大起義而產生，並促使四川、湖南等地相繼興起團練活動。然而，政府鑑於統治的需要並沒有完全放開團練的籌辦，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才爲團練普遍興起創造了契機，因爲“業已腐敗不堪的清朝國家經制軍不能有效地鎮壓”，以致在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咸豐皇帝下詔：“令各省督撫曉諭紳民，實行團練，自衛鄉閭”，因此清廷開始鼓勵各地舉辦團練，並且委派官員在籍或回籍操辦，“動員和組織非常規的地方武裝力量以求彌補”。
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地的鄉紳開始積極參與舉辦團練的活動。比如，與太平天國進行對抗的湘軍正是在民間鄉紳團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中湘軍將領江忠源、羅澤南、王鑫、劉典、李續賓、劉坤一、彭玉麟等，都是以在籍紳士身份舉辦團練起家的，就連首領曾國藩也是以丁憂在籍的身份在湖南籌辦團練。在這種狀況下，隨着團練制度在各地的確立迅速導致地方軍事化發展。以江西爲例，“隨着各縣團練的建立，南昌地區形成了一個以省城爲中心的團練網絡。構成這一網絡的各團練之間互爲犄角，確保了省城不失”。但這些團練都是由鄉紳籌辦的，據統計，“太平天國時期各地團練領袖都以鄉紳爲主體，其中鄉紳領袖在廣東爲78.4%，在廣西爲79.9%，在湖南爲56%”;“安徽各地的大小團練頭目數以千計，其身份也是五花八門，但居於主導地位的無疑是士紳”。
二
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各地鄉紳通過舉辦團練，不僅建立了實際武裝力量，而且憑藉其軍事實力的增長迅速轉化爲晚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由此打破了長期以來鄉紳遊離於政治邊緣地帶的格局。歷史上的鄉紳始終遊離於官民之間，然而太平天國起事打破了這一格局。其中衆多的團練首領由於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表現出衆，而被擢升爲統攬一方的軍政大臣，如湘系的楊嶽斌、彭玉麟，淮系的劉銘傳，甚至一些湘淮系鄉紳出身的人物成爲晚清重要的中堅政治力量，如江忠源、左宗棠等。由於大量鄉紳被重用，“清季實行新政時，任用紳士常多於官員”。可謂，“‘官不如紳’的類似傾向在鹹同辦團練時已初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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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地方鄉紳勢力的發展帶來了“國家對地方社會控制權的下移”。具體而言，鄉紳創辦團練改變了長期以來“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的政治局面。從根本而言，清朝政府對於地方團練並不放心，一方面怕最終尾大不掉，而且滿漢間夙有矛盾，但由於忙於同太平軍作戰，自顧不暇，根本無力顧及地方治安，只能讓地方自辦團練，甚至任其發展。最終，地方團練勢力的崛起，打破了清朝長期以來“穩定”與“均衡”的雙重統治格局，使中央政權與地方基層社會組織的關係發生錯位，對以後的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團練制度的創設也體現了“某些時候，國家極其衰弱，無力提供領導，士紳們便會完全接管有關事務”的功能。可以說，晚清時期從上到下形成了以湘淮集團爲首的鄉紳政治集團，並長期控制着中國社會政治。
從表面上看，作爲中國傳統文化勢力代表的鄉紳階層在近代的崛起與太平天國運動有着密切的關聯，可以說是爲了應對這場農民運動所引發的社會危機的結果，但放眼中國近代社會大的歷史背景，這顯然也是多重因素的結果，尤其西方的因素不可忽視，正是因爲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才引發了中國傳統儒學的危機以及自覺的應對。與此同時，近代鄉紳勢力的崛起也表明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傳統社會正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打破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格局，顯然，這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意義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