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仕”是與入仕、出仕相對應的一個古代專用的政治術語。何爲“致仕”?通俗地講，“致仕”就是還祿位於君，退休養老的意思。“致仕”一詞出現很早，《禮記曲禮》篇有“大夫七十而致仕”。鄭玄注道：“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曰：“致仕，還祿位於君。”將“致仕”解釋爲把官職、祿位交還給國君，反映了西周時期國君家天下思想的影響之深遠。整個國家都是君主的，所有的官職、祿位都是君主賜予的。既然如此，大臣年老了，不能做事了，就要把官職交給君主。可見，鄭玄、何休上述對於“致仕”的箋註有歷史的根據。春秋戰國，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封建領主所有制開始瓦解。至秦朝，終於建立以皇帝爲中心的集權政治制度，舊的世卿世祿制廢除了，開始實施新的官僚制度。作爲官員退休的“致仕”，儘管仍帶有古老的“還祿位於君”的意味，卻得以保留下來。
從漢朝到清朝，都有官員致仕的問題，而且越到後來，越成爲定製。致仕的年齡，歷朝不一，即使一朝之內似乎也沒作統一的規定。歷朝致仕年齡並沒有很刻板的規定，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視具體情況而定。但《禮記》講的“大夫七十而致仕”，70歲確實是以後歷朝制定致仕年齡的重要參考，也成爲官員請求致仕的當然理由。
官員致仕，都要上疏，請求皇帝批准，這與儒家主張的“恭讓”觀念有關。“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另一方面，皇帝對致仕的職官亦示以恩典和體恤：“今大夫老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賜羊酒衣衾。”
關於致仕後的待遇，各朝差別也很大。兩漢時，官員致仕後，朝廷只給其原官職俸祿的1/3，而且只有二千石以上品級的官員才能得到;品級低的官員退休後一般沒有俸祿。魏晉之時官吏退休多不賜予財物，往往授以掌議論之“大夫”的閒職，終老其身。唐初國力強盛，官員退休後待遇比較好。五品以上官員可得半祿，有功之臣，蒙皇帝恩典，也可得到全祿。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告老退休的，各有數量不等的永業田以養老，而且永業田是可以傳給子孫的。
中唐以後，經過安史之亂，國力衰退，社會矛盾尖銳，朝廷內部宦官專權，朋黨鬥爭嚴重，政治日漸腐敗，官吏們開始貪戀官位，退休制度遭到破壞，造成政府官吏老化，暮氣漸重。直到唐末，這個問題也沒有解決。宋代對退休官員的待遇比唐以前諸朝都要優厚，主要表現爲：一是按原任官職退休;二是不論文武朝官或後宮內職，凡按制退休者，多增秩，或加恩子孫。宋真宗鹹平以後，文武官員告老後，甚至還都升一級，授朝官，給半俸，幾成定製。儘管退休後的待遇如此優厚，但官員們還是很少有主動退休的，因爲官員在任時所能得到的好處是退休後無法比擬的。
宋代一直有冗官的問題，爲了鼓勵官員退休，朝廷有時也採取致仕賜全俸的措施，然而收效不大。行政支出每年居高不下，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元朝致仕官員一般是月給半俸以養老，只有少數達官顯貴和功臣、近臣退休後纔能有幸得到全俸。明朝致仕官員待遇較低。明初，官員致仕若得不到特賜，就沒有任何俸祿，即使得到特賜，也往往是半祿，得到全祿的很少。直到明憲宗成化十五年(1479)，官員致仕纔可以得到“月廩”和“歲夫”，就是每月可以從有關部門領取口糧，每年國家派一些僕隸到他們家做事。以後又免除致仕官員的“雜泛差徭”。清朝致仕官員的待遇一般來說比明朝好得多，休致後官員基本能得到半俸。有功之臣也可得全俸。清朝特別優待武官，高級武官往往能得到全俸，其他武官根據功績也能得到不錯的待遇。
古代官員致仕獲得批准後，朝廷大都給予其一定的賞賜。他們在任時，往往因職官品級不同而擁有數量不等的土地，屬於地主階層。因此，致仕後他們大都不會因俸祿減少或沒有俸祿而失去生活保障。對確實家貧的致仕官員，政府支給一定數量的歲米，“養其終身”。這種情況在明朝是存在的。
官員到了一定的年齡就要退休，這是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體現。但古代官員把退休稱作“致仕”，這多少折射了中國古代政體的獨有特點，即高度專制的皇權是建立在家天下的基礎上的。對君臣關係，黃宗羲作了獨到的論述：“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就是說，君臣有共同的職責，都是爲民謀利。顧炎武則作了全新的解釋：“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爵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這是說，君主與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是管理國家事務的，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爲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及其各級官吏，不敢於百姓之上任意妄爲以自尊，不敢厚取於民以自我享樂。清朝末年，維新、革命志士大量刊印明末清初啓蒙思想家的著作，就是藉此製造輿論，要求政治變革。此後，歷史的發展沒有沿着君主立憲的道路前行，而是走的民主共和之路，這固然是由多種原因形成的歷史“合力”的結果，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遺產所包含的民主思想因素，則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一個內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