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的外務部，有這麼一個角色，名字已無從稽考，只曉得姓餘，是衙門伙房主勺的，姑且呼爲“餘廚子”。
民初外務部的前身，即晚清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那時起到民國初年，在外務部當差謀事的，來來去去，如走馬燈似的，而能夠一路混過來“始終未脫外署關係”的，可謂寥寥無幾。這餘廚子就是寥寥之一。
據說，這位京城外交圈裏安若磐石的人物，其家財之宏富，在早些年可與貪婪出名的皇戚貴胄奕劻、載濤等比肩。外界略知的餘氏豪邸就有三四處，“皆爲京華巨觀也”。
餘廚子的不簡單，還遠不止這些。清朝倒臺前，他就被人送了個響噹噹的諢號“廚子社會中之大總統”。有件事足以證明其無愧這一稱號。“庚子之變”過後，逃往晉陝的慈禧迴鑾，打算耗巨資大宴各國公使夫人及在京東西洋貴婦，以獻媚修好，命位高權重的李鴻章操辦。李鴻章替慈禧選僱了一名洋廚子，且已得到慈禧面許，“可次日入御”。哪曉得到了第二天，慈禧卻忽然改變主意：“我看明日請客，還是用外務部(此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已改稱外務部)的餘廚子吧。”餘廚子的“運動力”由此可見一斑!
有關餘廚子的種種坊間傳聞，引起了《申報》名記黃遠庸的關注。不久，報端一文就翔實披露了餘某人的發跡祕笈。說穿了，無他，乃假公濟私，以貪污的零頭買好而已。
餘廚子是在奕訢年月進的外署。因爲沾着點洋氣兒，所以在朝廷諸衙門中，外署的經費向來最爲闊綽。司員每天在署裏吃午餐，飯銀不菲，但這幫官僚們平素養尊處優慣了，動不動就嚷嚷“伙房飯不入味”，大多在家吃過後纔來上班。於是，那積剩且原本應當繳庫的飯銀，多半進了餘廚子的腰包。
這廝腦瓜極靈活，明白銀子絕不可獨吞，因此，當司員們難得在外署吃飯時，餘廚子便“任由需索，大放其盤”，或臨時加菜，或整席全換，或另製茶食點心，無不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每逢哪位有家筵喜慶之事，餘廚子更是極力奉承，兜底包攬，又擔勞累又貼錢。他還常常替有急用錢的司員墊付賭欠，或賒借嫖資，以“援其週轉”。
其實，這餘廚子所散落的林林總總，只不過是他長年貪墨的一點零頭，但委實博得了買好之效。外署上下，前任繼任，莫不視餘廚子爲稱意之人。由此，人們便時常可見餘廚子與王爺縉紳們歡聚一堂，分庭抗禮。進而，又有人給餘廚子牽線，讓他以家產的千分之一，捐取前清候補道二品銜。
從此，這廝搖身一變，“輝煌翎頂”，儼然官場中人。每日在外署，他不必工作，竈上之事自有幫廚代勞。他的要緊任務，是繼續保持本色，恪守買好之道，將巴結、打點的功夫推向更大的權勢圈裏去。其手中自然也漸漸有了一張難以確計又不斷接續、不斷擴張的人脈網。到了這個時候，餘廚子真可以呼風喚雨了。他能夠坐擁京城豪宅，能夠在走馬燈似的外署迭變中安若磐石，也就毫不爲奇了…
或許黃遠庸對餘廚子的事蹟感觸太深，就在報道末尾寫下了這麼一句：“此廚子之能有今日，其處世哲學誠有世人堪戒惕者在焉!”暌隔百年，世局滄桑，如今的現實生活裏，依然不絕“餘廚子”的身影，他們以公家錢遍惠公家人，再從公家人手裏買去公家權，錢滾權，權滾錢，越滾越大，滾成了袞袞諸公，諸如小文盲滾成法院院長，三陪女滾成文化局長之類已屢見不鮮，而且手段也更加現代化了，人們可曾戒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