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注意納諫，注意節制徭役，都是事實，然而封建地主階級對“貞觀之治”的美化，卻完全是着意的誇大。
《舊唐書.太宗本紀》、《資治通鑑》都說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出門的人不必帶糧食，可以“取給於道路”。《貞觀政要》說得更具體，“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於旅行者的糧食問題，“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烏托邦了!
其實歷史上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事實。貞觀元年(627年)，關中饑荒;二年天下蝗災;三年又發了大水。這幾年中間，老百姓窮得賣兒賣女，流亡道路。貞觀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農民才得還家。這是喘息方定的時候，怎麼會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兩年之後，魏徵還描繪過中原蕭條的景象，他說：從伊水、洛水往東，直到泰山、黃海煙火零落。極目望去，到處都是荒原野草。貞觀六年是這副樣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還需要注意，唐太宗的節制徭役，是勉強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會有違反這條政策的舉動。這裏按照年代次序，舉幾個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時，要點身材壯大的未成年人當兵，經魏徵力爭而止。貞觀四年，修洛陽宮，張玄素諫阻，說：“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當時，他聽了不免心驚，暫時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僅修了洛陽官，還修了仁壽宮(九成宮)。六年，魏徵指出：“比來營繕漸多”，可知那時的徭役並不算輕。十一年，馬週上疏，說當時多營不急之務，百姓怨嗟，批評太宗不像貞觀初年那樣“儉以息人”了。貞觀十三年，魏徵上《十漸不克終疏》，引太宗本人的話，“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並指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後有自己傷殘手腳以避勞役的，“據法加罪，仍從賦役”。據說此風起自隋末，貞觀中遺習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兩條，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階級本性，並且說明常有徭役較重的情況，不過不像隋末那樣嚴重而已。貞觀末年，人民賦役負擔，還有繼續加重的趨勢。二十二年(648年)修玉華宮，“所費以巨億計”。充容徐惠見連年用兵，營繕相繼，宮廷習俗也頗奢華，上疏諫勸，說“人勞乃易亂之源”，儘管僱人做工，也“不無煩擾之弊”。至於劍南(四川)百姓，因爲造侵略高麗用的船隻，負擔沉重，那年已經發展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貞觀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的賦役特別是徭役負擔，有時比較輕，有時比較重，但重的時候也沒有達到使再生產無從進行的程度;唐太宗怕農民造反，執行不竭澤而漁的政策，但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本性，有時不免要加重剝削，他的好處是肯接受意見，注意改正。封建時代能夠這樣，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這樣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歷史上有過許多這類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我們肯定他是有所作爲的封建統治者，但不必歌頌他，因爲他終究只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沒有隋末農民羣衆轟轟烈烈的鬥爭，就不會產生這樣一個局面，不會產生具有太宗、魏徵等人的觀點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