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能創造貞觀之治靠的是什麼，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李世民的貞觀年間，從綜合國力而言，也許不是中原王朝最強大的時期，但一定是政治最清明、社會最和諧、對外戰略最主動的黃金年代。
畢竟在數千年的歷史上，能做到“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除了貞觀年間，也許只有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後的秦國，但那是在空前慘烈的嚴刑峻法之下達成的;而李世民的思路則是“去奢省費，輕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即由內自外主動實現了大治;
同時，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秉承主動出擊的對外戰略，不勞師動衆，時常以精兵強將發動突然襲擊，將敵人扼殺在萌芽狀態，跟其他大部分王朝相比完全是兩種狀態;
再者，在封建時代朝廷中常見的黨同伐異、拉幫結派、互相傾軋的內耗模式，幾乎與貞觀年間絕緣，這在高度人治的時代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案例。
這一盛世是如何創造的?對於這個浩大的課題，李世民本人親自編寫的《帝範》中有過系統論述，後來的史學界更有層出不窮的系統論證。作爲一名歷史愛好者，結合如今的所見所得，個人認爲最關鍵的、也是對當下最有借鑑意義的訣竅在於：能夠容納不同意見。
能夠做到這一點，李世民首先得感謝自己的表叔隋煬帝楊廣。
隋文帝楊堅的開皇之治，給兒子楊廣留下了這樣一個王朝：人口超過八百九十萬戶、財力富足，“中外倉庫，無不盈積...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廓之下”，錢、物多得堆在屋檐之下，楊堅甚至多次免收全國的賦稅;軍力鼎盛，突厥稱臣、南陳被滅，結束了近300年的分裂;人才濟濟、名臣滿朝，各個領域都有頂級人員供皇帝選用......
楊廣接手的遺產，估計會讓很多帝王都眼紅不已：我咋沒遇上這麼好的老爹啊!
而且，楊廣本人也堪稱卓越，他“美姿儀，少敏慧”，又帥又聰明、才華橫溢，“好學，善屬文”，曾持續20年率領大批頂尖文人修書，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無不精通;他的《春江花月夜》，爲張若虛的同名作品提供了靈感來源：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值二妃。
他留下的《隋煬帝集》，被李世民大讚“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可謂詞意俱佳、飽含治國之道;同時在他當藩王期間，曾作爲統帥南征北戰，討伐突厥、平定南陳，可謂文武全才。
個人條件如此耀眼的帝王，如無意外，一定能夠帶領隋王朝創造封建王朝的新巔峯。
而楊廣確實出手不凡。他修長城、經營西域、開運河、徵高句麗、建東都......從長遠看，這些項目都沒什麼問題，甚至還是利國利民之舉。比如修補長城，這是歷代王朝的常規項目;修運河，極大提高運輸能力、打通南北經濟命脈、提高軍事機動水平、強化賑災應對機制......這一項目直至今日仍不過時;通西域、徵高句麗，更是中原王朝的祖傳戰略。
但他的問題，就是步子邁得太大了，幹事是要花錢、用人的，上述任何一項單拎出來，都是足以讓其他王朝吃不消;但咱們的霸道總裁楊廣偏偏就是要在有限的十幾年間，幹別人一個王朝持續百年都不敢做的事情。最終的結果，必定會導致“步子太大扯着DAN”。
然而，並不是沒有人勸阻過楊廣，問題是他自以爲絕頂聰明，那些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在他看來都是些目光短淺之輩，或者是存心想阻礙自己的宏圖偉業，結果就是，這些人都沒好果子吃。
比如隋文帝時期的頭號宰相高熲、禮部尚書宇文弼、滅陳名將賀若弼等人曾吐槽隋煬帝對待突厥過於優厚、修建長城過於激進等等，結果仨人全部被以“妄議朝政”爲由誅殺;崔民象勸他不要巡遊江都，慘遭卸掉下巴、隨後斬首。
就像魏徵說的那樣，隋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在他眼裏只有自己是對的，聽不得任何不同意見。這麼一來，也就沒人願意再跟他唱反調，結果就是隋朝慢慢的走向絕路。
而這也給了李世民深刻的教訓，他即位之初，有事沒事就研究楊廣的爲政得失，時不時找一些前朝老臣探討隋王朝滅亡的原因，並得出了一個深刻的結論：“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因此，他在處理與臣子關係方面，幾乎是跟楊廣反着來的。
貞觀元年，李世民就遇到了一個大問題。由於常年征戰，經歷了無數血流成河、人頭滾滾的場面，他自帶一股不怒自威的氣勢，所謂“神采英毅”，羣臣進見，大多手足無措，更別說提什麼意見了。李世民知道後，不得不刻意和顏悅色，幾乎是哄着大臣們提意見。
他甚至還嚇唬臣子們，如果不提意見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如果皇帝剛愎自用、自以爲是，大臣阿諛逢迎，皇帝固然會丟掉江山，但大臣難道就能獨善其身?當初虞世基等人對隋煬帝阿諛奉承、求得榮華富貴;但煬帝被殺後，這些人也難逃一死”。也就是說，大家是一條繩上的螞蚱，爲了集體利益，必須“用此爲戒，事有得失，毋惜盡言”。
我們都知道李世民軍事能力一流，但實際上他的文化水平、反應能力更是頂級，有時候控制不住自己，就很容易辯得臣子們啞口無言、面紅耳赤。但這種能力對人君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
有一天，他就奇怪地問魏徵：“衆大臣的上書多有可取，但跟我當面討論時卻經常語無倫次，這是怎麼回事?”
魏徵回答：“據我瞭解，各部門爲了上奏章，常常思考幾天;但到了陛下的面前，卻連1/3的想法都沒能表達出來。陛下如果不足夠和顏悅色，他們哪敢暢所欲言呢!”
於是李世民接見大臣時，更加和藹可親，多次以隋煬帝爲反面典型來安撫大臣：“隋煬帝性情多猜忌，每次臨朝與羣臣相對多不說話。朕則不是這樣，與大臣們親近得如同一個人。”
我們時常讚歎魏徵的敢言直諫，畢竟在封建時代，能夠把皇帝懟得面紅耳赤實屬罕見，但這真的是因爲魏徵膽子夠大嗎?對此，魏徵自己看的很清楚：“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皇帝願意聽不同意見，纔是魏徵敢提意見的根本原因;否則，如果面對的是楊廣，魏徵即使有100個頭也不夠砍的。
當然，要鼓勵人們提不同意見，光靠皇帝本人的覺悟還是不夠的，爲此，李世民還創立了兩項制度加以保證。
一是諫議制度：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這項規定發佈於貞觀元年，意思是：中書、門下兩省以各部門三品以上官員參見皇帝時，必須讓諫官貼身盯着，言語有不合理、不符實際、溜鬚拍馬等情況時，諫官必須立即開噴，不準留什麼面子;
二是“五花判事制”：
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這也是貞觀年間的一大創造。中書舍人是中書省負責起草文書的人員，涉及到軍國大事時，他們必須在文件上寫下自己的不同意見，以避免某個人的主觀意見左右大局。這是以制度的形式，鼓勵官員們表達不同意見。也正是這個原因，此後唐王朝的決策“鮮有敗績”，極少失誤。
那麼，李世民就沒有犯錯的時候?當然有，而且還不少，但他還有個最難得的優點：願意承認錯誤、改正錯誤。
比如在公元630年滅掉東突厥後，關於如何處理突厥人，唐朝廷內部有兩種意見。
一是以溫彥博爲代表的“吸納”派，他們認爲應當像漢光武帝那樣，允許突厥內南遷，與漢人混居，作爲北方的屏障;
而魏徵則屬於“回遷”派，他以西晉時期的情況爲例，當初晉武帝司馬炎拒絕郭欽、江統將胡人遷回故地的建議，結果沒多久就爆發了“五胡亂華”事件。
綜合考慮下，李世民最終選用了溫彥博的建議，允許突厥人內遷。
但到了公元639年，就爆發了結社率叛亂事件，晉王李治幾乎被綁架、數十名衛士被殺。其後陸續有大臣表示，突厥人留在中原有很大隱患，李世民則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其後按照當初魏徵的思路，將突厥人北遷。
還另有一起案例。公元634年，李世民下詔，聘取鄭仁基子女爲充華(妃嬪稱號)，在詔書已經擬好，並且已經交付使者、即將送出之際，魏徵上表稱，聽說這名女子已經給士人陸爽了。李世民知道後大驚，立即收回詔書，並且下詔表示自責。
對於魏徵，李世民也做出過激憤之舉。在公元643年，侯君集涉嫌謀反被殺後，李世民想起當初魏徵多次向自己拍着胸脯推薦侯君集的往事，不禁氣憤不已，下令推倒了自己親手爲魏徵寫的墓碑。
但到了公元645年，在遠征高句麗未達成目標後，他又想起了魏徵的好：“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果魏徵活着，一定會阻止我此次出征。於是他立即令人前去爲魏徵重新立碑，並以“少牢”的規格加以祭祀，同時魏徵的妻子兒女也得到了特殊關照。
在封建時代，皇權幾乎是至高無上的存在，違背帝王的意見，等同於“逆龍鱗、撫虎鬚”;帝王鼓勵大臣們提不同意見的情況，甚至不惜爲此設立制度，在數千年中極爲罕見。同時，所謂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沒有錯的，如果確實犯了錯，但爲了維護皇權的威嚴，君臣往往會出奇一致的將錯就錯。相比較之下，貞觀年間就顯得愈發可貴。
我們講歷史，目的不是爲某個皇帝吹馬屁、唱讚歌，而是爲我們如今提供可供借鑑的經驗。在當今社會，在一些企業中，“領導總是對的”的觀念仍大行其道，爲了所謂的權威，不允許任何唱反調的情況出現;如果出現決策失誤，那就搖身一變成了集體失誤，不惜在一條道上走到黑。
李世民虛心接受不同意見，甚至主動改正自己的錯誤，那他的尊嚴受到損害了嗎?沒有，他仍是公認的中國歷史上低級帝王之一，也是後世無數皇帝的偶像。同樣的，現代組織中鼓勵不同意見，不僅不會損害領導權威，反而是促進一個機構、企業進步的有力保障，反過來會提升組織的凝聚力、競爭力，以及領導者的向心力。說白了，就是所謂的潛規則、官本位心理作祟，這也是影響時代進步的障礙之一。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