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期繁榮的文化發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兩宋是中國文化的繁榮時期，也是教育空前大發展時期，無論是學校的發達程度、文化的普及乃至學術空氣的濃厚，都爲前代所不及。這與文化的繁榮和經濟的高度發展、科技創新的突破以及統冶者的文化政策分不開，但科舉制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將多。所謂神童，即智力超常的兒童。在宋代，諸如王禹偁九歲、丘浚十歲、孔文仲七歲、蔣堂六歲、黃庭堅七歲會寫詩、能作文一類的記載，比比皆是。
朝廷爲選拔超常兒童，從宋太宗時起，專門設立了童子科。宋綬 、晏殊、姜蓋、李欣、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時，先後被賜予同進士或學究出身。
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齡最小，只有三歲。此後，從仁宗朝到徽宗時，賜出身者20人，南宋高宗朝，求試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試者74人，授官者7人，光宗朝，求試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年) , 女童林幼玉應試合格，宋理宗下詔，特封濡人。
宋代神童較多，與當時不少人主張“教子當在幼”有關。這種教子在幼的觀點導致了 各種小學的普遍創立，促進了文化的普及。
鄉村小學數量太多，教師當中難免有濫竽充數者。如鄱陽(今屬江西)千秋鄉的李晟，就是個南郭先生。他“讀書不多，年過五十，猶爲人訓蒙，兩目浸昏，夜不能視一物”。
謝深甫青年時代在家鄉教書，自己“始不過讀《兔園》耳”。 所謂《兔園》，無非是兒童讀的有圖畫的故事書。
這類老師教學，自然笑話百出，甚至將“鬱郁乎文哉”誤念爲“都都平丈我”。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諷剌道：“ 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相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鄉間學童習以爲常，居然拒不接受糾正。
當時入不禁感嘆：”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不過應當承認，這類學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並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蘇軾、葉夢得、張孝祥、陳傅良等知名人士，兒童時代都上過鄉校、村學。
當時，" 途巷小兒聽說三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 聞曹操敗，即喜唱快"。這恐怕也應視爲民辦小學、家庭教師普及文化的成果。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形成於明末。與此相反，在宋代不僅“當時風尚，婦女皆知愛才”，而且在她們當中確實涌現出不少人才。 提起宋代的才女，人們立即會想到李清照及其《漱玉詞》、朱淑真及其《斷腸集》以及俗稱蘇小妹的蘇洵幼女蘇八娘。
在清人厲鶚《宋詩紀事》入選的詩作者中，婦女多達106人。至於其出身，也相當廣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北宋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稱："近世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入者，王荊公家最衆。”
如果說王安石因尊重婦女而受喝彩，那麼程頤則以歧視婦女而落罵名，但程頤家裏的婦女同樣能文。他的母親“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侄女“自通文義”，“喜聞道義”、“發言慮事，遠出人意”。
宋代才女較多，與當時並未完全剝奪婦女獲得文化的權利有關。歐陽修編寫《州名急就章》，他在序中自稱，其目的在於”以示兒女曹"。朱熹“病《女戒》鄙淺"，打算另編一部“以配小學書”。
婦女被作爲教育對象，固然主要是爲了向她們灌輸三從四德的封建思想，但教育子女的重任主要落在作爲母親的女性肩上，也是個重要原因。如參知政事賈黃中博學多聞，宋太宗召見並稱贊其母親王氏“教子如此，今之孟母"。
參知政事蘇易簡才思敏捷，宋太宗詢問其母親薛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的回答是："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宋太宗誇獎道：“真孟母也!”
在“粗人以戰鬥取富貴"的五代，武將大多目不識丁。他們極端輕視文化，喋喋不休地說：“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
宋代的武將觀念發生了變化，他們一般都懂得“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士兵起家的狄青“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出身農家的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說到宋代的儒將，人們或許以爲是專指范仲淹那樣的率領軍隊的文臣。其實，狄青、岳飛這類"恂恂如書生”的武將，似乎也可稱之爲儒將，此外，如北宋中期的名將郭逵，青年時代就以好學聞名。他“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
宋真宗時官至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的馮守信“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進說，人尚以儒者目之"。王安石稱讚道：“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
而楊億則讚歎：“本朝武人多能詩。”宋初名將曹翰即借詩發牢騷，寫下《退將》詩："曾經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就連“初不知書”的韓世忠經過學習以後，“晚年也能作小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