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不殺士大夫的誓碑傳說，首見於宋·葉夢得的《避暑漫抄》。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餘皆遠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出。羣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變，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間，曹勳自金回，太上寄語，祖上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開國皇帝發的誓，對其繼承者應該是具有絕對權威和約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趙匡胤，敢立這塊不殺士人的石碑，固然出於他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的，符應社會發展的行爲。中國人好說“時事造英雄，英雄造時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干預，也許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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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文官制度，政治家治國
“槍桿子出政權”，此乃我們大家都熟知的真理，這句話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應該是槍桿子固然可以出政權，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桿子左右。早在一千年前，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實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國，而不是軍事家治國，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
誓碑雖小，意義重大，因爲它極其明確地刻出了“不殺”二字，也就給了實行這種文官制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中國的士人，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分子，是被統治者視爲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跟班”，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爲用得着時用之，用不着時甩之的“抹布”。然而，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寫着：士人不可殺。在此之前，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在此之後，也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所以，這個趙匡胤，了不起，你得給他豎大拇指。
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雖然，趙宋王朝，並非沒有文字獄的惡政，但是，宋朝確實是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因此，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其輝煌燦爛，其博大精深，其傳統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視文化爲民族生命，視文人爲國家棟梁，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爲國教的宗教傳統，政教合一的統治架構，中國人從來持泛神論的實用主義，信仰不一，供奉不專。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五千年來，中國人無信仰，無宗教。其實，中國人的信仰，就是文化，中國人的宗教，說到底也是文化。
中國，作爲一個國家，敗弱過，窮困過，破碎過，被人侵略得亡國過，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滅，滅而重生;得以篳路藍縷，走出絕境，全在於支撐着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也許一段相當時間內，文明，會被抑制得喘不過氣;文化，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會被箝制得萬馬俱瘖，文學和文藝，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顆粒無收。但是，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枯水期再長，也不會斷流。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矇昧的黑夜，走向啓迪覺醒的黎明，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內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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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爲文，難以爲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他爲什麼說“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因爲人的腦袋，只有一個，不等於韭菜。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他的繼承者，給文人這點最起碼的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儘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爲，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峯，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裏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爲一箇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
兩宋王朝對文化人的優容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了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任職之崇、地位之隆、聲名之熾，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爲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爲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爲，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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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爲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爲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爲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爲此，他在選拔人才上、儲備人才上，採取兼收幷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爲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祕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咀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作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