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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那些憑男色上位的壯士:因“球技”“方術”而位高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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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色”邀寵而得意於官場

公元前542年,楚靈王絞殺其侄郟敖,自立爲王。《韓非子》載:“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人多以爲靈王僅喜歡宮女之細腰,其實,其所好之細腰,絕非唯有女性。相反,主要以男人細腰爲美。結果,其選官任職的一大標準是:細腰。

因此,楚王庭前的士臣,紛紛屏息束腰,節食減肥。寧可餓得面帶土色,營養不良,有氣無力,扶牆而起,也不肯放棄以細腰承恩邀寵的機會。正如《墨子·兼愛》所謂:“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於是,“國中多餓人”,肚皮癟了,腰圍細了,好憑藉“細腰”,跑個一官半職。

說說那些憑男色上位的壯士:因“球技”“方術”而位高權重

薛懷義以闢陽之寵做官

唐載初元年(689),武則天廢睿宗,成爲一代女皇帝。她仿效歷代帝王的三宮六院制度,擁有不少面首。要知道,帝王的面首迥異於妃嬪。其不僅在宮闈內恃寵撒野,還可在朝廷上授官封爵,“同京官朔望朝參”,干預政事,納賄枉法,權勢顯赫。

當時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等人“俱承闢陽之寵”,以“天賦異稟”,“非常材用”,竟然封公拜將,實屬跑官的一大奇事。

說說那些憑男色上位的壯士:因“球技”“方術”而位高權重 第2張

京兆鄠縣(今陝西戶縣)人薛懷義,本姓馮,名小寶,原爲洛陽城一個小販。因生得高大威猛,“偉形神,有臂力”,邀寵於武則天。爲便於出入宮禁,剃度爲僧。因其非士族出身,武則天遂令其改姓薛,與駙馬薛紹合族,尊稱薛紹爲季父。

從此,一個小販,跑官卻跑出個模樣來了。垂拱四年(688),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樑國公。後加爲輔車大將軍,進右衛大將軍,改封卾國公、柱國。“懷義出入乘廄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稱爲‘薛師’”。

定州義豐(今河北安國)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官宦子弟。武則天通天二年(697),張昌宗入侍宮中,深得寵愛。“既而昌宗啓天后曰:‘臣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煉。’即令召見,甚悅。”所謂“器用”,指的是陽具。

當時,張易之年二十餘,“白晳美姿容”。充滿青春活力的兄弟倆,憑藉“合煉”之工,俱承寵幸。很快,張昌宗被任爲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後加爲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擢至司僕卿、春官侍郎,封鄴國公。張易之被任爲司衛少卿,後爲控鶴監內侍奉、奉宸令,擢至麟臺監,封恆國公。

朝中權貴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晉卿都守候在張氏兄弟門前,爭着爲其執鞭轡,並親熱地呼張易之爲“五郎”,張昌宗爲“六郎”。甚至,“則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

看着薛懷義、張氏兄弟等人,憑藉那一點本事,“跑官”闖出一番天地,難免惹人眼熱。待武則天下令選美少年入宮供奉,朝內朝外一片鼎沸。尚舍奉御柳模,自薦其子柳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稱“陽道壯偉”,欲與薛懷義比試高下。

久視元年(700),右補闕朱敬則實在忍不住了,大膽上書武則天:“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並直斥柳模、史侯祥之流的跑官,“無禮無義,溢於朝聽”。

歷來跑官者,無非獻金、送禮、色誘,甚至攀親附貴,朋黨勾連……千方百計,百計千方,總之,“上有所好,下諂趨之”。

如此一來,邪門歪道橫行,連那些無才無錢無物,無任何關係者,亦大可鑽營跑官。於是,古代的跑官,竟弄出種種鬧劇來。

因“球技”“方術”而位高權重

宋代劉邠的《中山詩話》記載了宋真宗趙恆時秀才柳三複跑官的一段經過。時任宰相丁謂閒來偏好蹴鞠(踢球)。柳三複好幾年選不上官,卻踢得一腳好球,可苦於無緣入府面見宰相。好歹想了個法子,守候在丁謂踢球的後園牆外。

一天,球從後園飛出牆外。柳三複趕緊撿起球,直衝進丁府還球。當見到丁謂時,柳“再拜者三。每拜,毬(球)起復於背臂、襆頭間”。施展以肩、背、頭連續顛球的技巧,逗得丁謂“笑而奇之,遂延門下”,柳三複如願跑到了官。

說說那些憑男色上位的壯士:因“球技”“方術”而位高權重 第3張

此外,明代王明清《揮麈錄》載,北宋時,踢球藝人社團“圓社”(又稱“齊雲社”)有位高俅,偶然進入端王府,恰逢端王趙佶在園中蹴鞠,當悉知高俅精於此技時,即令其下場對踢,“遂愜王之意”。自此,便留在王府陪侍趙佶踢球,甚得寵信。趙佶(宋徽宗)登位後不久,高俅被破格提拔爲殿前指揮使。當有人心懷妒忌,頗有微詞時,宋徽宗卻說,你們比比他的好腳法呀!

北宋踢球者衆,“圓社”十分活躍,固然與當時帝王權貴的喜好分不開。同時,涌現了柳三複、高俅等人憑藉球藝表演、陪侍踢球而謀得一官半職,跑官的門路一開,也就關乎踢球的盛衰了。

到了明代,好幾個皇帝喜方技。結果,光靠畫符唸咒,弄得滿天神佛,跑出了一大批官來。其中,明憲宗朱見深在位23年,因方術得幸授官,“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

成化十九年(1483),都給事中王瑞、御史寶應、張稷等人上疏:“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廕襲,下逮白丁。”“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可見當時跑官之泛,授官之濫。

例如,李孜省,江西南昌人,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因贓事發,逃匿不歸。後來,自詡精通五雷法,進符籙,得憲宗寵幸,以寄俸官預郊壇分獻。成化十五年(1419),特旨授太常丞。因被人彈劾其屬贓吏,不宜典祭祀,才改授上林苑監丞。其多次獻淫邪方術,而受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成化十七年(1481),擢右通政。二年後,進左通政,漸干預政事。

又有鄧常思、趙玉芝、顧玒、凌中皆以曉方術得幸,先後累官至太常卿。僧人繼曉以進祕術,官至國師。其後,大封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以及善世、覺世諸僧官,真人、高士、正一、演法諸道官,鼎盛時多達幾千人。他們相倚蟠結,奸黠竊權。士大夫附者日衆,“而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上演了一出跑官的荒唐鬧劇。

看來,只要“上好下諂”的弊病不能自察,勢必形成獻媚鑽營、行賄趨利之風,五花八門的跑官鬧劇就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