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認定，人言人殊。以《春秋》、《左傳》爲例，二書均始於魯隱公元年，結尾之年卻相差十三年;而周平王東遷，至魯隱公元年，尚有四十九年的時間差距。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的時代，也是王室衰微、政權下移的霸權時代。春秋初期約有一百四十餘國，到春秋中葉以後，只剩下幾十個國家。在這場激烈的兼併與掠奪過程中，以楚、齊、晉、秦四國的勢力最爲壯大。
春秋霸主雖如長江後浪推前浪，不斷更迭，但由於“尊王攘夷”的大旗和國家實力的制約，霸權很難長久爲一國所把持。
春秋諸侯宛如走馬燈一樣，在爭霸舞臺上熱鬧非凡。在這樣的背景下，春秋時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亦受到了深遠的影響。
經濟發展——舊制瓦解，土地私有
春秋是古代生產力發展的突變階段，中國由青銅器時代邁入了鐵器時代。冶鐵手工業的出現，使生產力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進而帶動了其他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上由於開始使用鐵製農具和牛耕技術，使生產力迅速提升，打破了原有的生產關係;商業貿易和城市經濟日趨活絡，都使“井田制”和“工商食官制”面臨衝擊，而瀕於瓦解;個體農民、私人手工業者、自由商人陸續出現，並形成爲社會的中堅力量，甚至逐漸影響到戰國時代的面貌。
從生產力看，據考證當時已有牛耕技術。人們以堅固耐用的鐵製犁耕作，再配合耕牛作爲動力，不僅可深耕除草，更可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爲農業帶來巨大的生產效果。
《東周列國·春秋篇》周平王劇照
從土地制度看，不僅“天子”不再能夠控制天下土地，諸侯也不能控制國內土地。有權勢者佔田地爲己有，農奴逃脫到偏遠地區墾荒耕種的情形層出不窮。
至此，井田制度已全然瓦解。隨着土地私有，各國政府爲擴大收入來源，實施了賦稅制度改革，以遏止“私田肥於公田”的不公平現象。
齊國實施“案田而稅”，亦稱“相地而衰”;晉國推出“作爰田”的改革措施;魯國推行“初稅畝”;楚國亦實行“書土田”、“量入修賦”;鄭國“作丘賦”;秦國“初租禾”。
這些都是放棄實行久遠的“井田制”，而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具體措施。
與此同時，經濟商業也在蓬勃發展，原本交易用的貨幣——海貝，已不敷使用，於是金屬鑄幣開始大量使用;出現了一些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進而打破了原有“工商食官”的制度。如鄭國弦高、越國范蠡、孔子弟子子貢等。
人才流動——宗法崩潰，社會解構
西周和春秋前期，處在封建的宗法制度社會體系下，社會中的個人被牢牢地綁在宗法血緣關係的臍帶之上，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中，沒有獨立的個人風格。在這種背景環境下，人才的流動自由，被侷限在一定範圍之內。
到了春秋後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升，引發社會關係的震盪與變革，經濟結構由宗法本位轉變成家族本位;政治結構從依附關係轉變成獨立人格，爲人才流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結果到了戰國時期，賢能之士對當時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如以秦、楚而論，則分別是舉用人才、人才外流的最佳詮釋。
以秦而言，秦穆公因得百里奚，由余等，並國二十，遂霸西戒;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而“舉地千里”;秦惠王用張儀之計而“東散六國之縱;秦昭王舉范雎而“蠶食諸侯;到了嬴政時代，任用李斯、蒙驁、王翦等異國人才，終能“振長策而御宇內”，完成一統中國的大業。
以楚而論，地大物博，物產富饒的楚國之所以衰落，人才外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據《左傳》、《國語》記載，從楚文王十三年起到楚昭王十年止，楚臣出奔的有：申侯、子哲、蔡朝奔鄭;王孫啓、析公、賁皇、申公巫臣、雍子、子幹奔晉;伍子胥、伯嚭奔吳等等。
這批外流的人才，爲楚國帶來極大的危害。如王孫啓奔晉，晉敗楚於城濮;賁皇奔晉，晉敗楚於鄢陵;申公巫臣逃晉，獻聯吳攻楚計，吳不斷伐楚，使楚疲於奔命;伍子胥奔吳，和孫武一起，襄助吳王闔閭，五伐楚國，進駐郢都，楚昭王奔隨，幾乎亡國。
由此可見，人才對於國家的興衰，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足證招賢、用賢則霸;失賢、棄賢而衰，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學術氣氛——百家爭鳴，學說蜂起
社會的大動盪從根本上改變了貴族壟斷文化、“學在官府”的局面，導致“私學”興起，使大批新興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都有受教育的機會，進而爲學術自由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加之各國君主爲成霸業，爭相競攬天下賢士，勉其著書立說，講學論辯，更替學術自由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
各家學派相互流動、激盪之下，促進彼此的發展，醞釀成空前未有的學術自由氣氛。
以儒、道、墨、法爲主的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聚衆講學，議論政治，相互駁難，揭開中國文化史最光輝燦爛的一頁——百家爭鳴。
諸子之中，以孔、孟爲代表的儒家，強調仁、義、禮、智，提倡積極入世而獨樹一幟，成爲時代的顯學，後爲歷代統治者所重用，形成社會政治的理論基礎。
墨家與儒家一樣居於顯學地位，倡導“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等政治主張，反映春秋時代下層民衆的強烈願望。
以老、莊爲代表的道家，強調無爲而治，追求個體價值與精神自由，形成獨特、超逸的風格。
以商鞅、韓非爲代表的法家，則主張冷靜的分析與進化的歷史觀，主張法、術、勢的結合，成爲切實有效的政治理論，爲後代的封建帝王制度，發揮了巨大作用。
地域文化——風格突出、各領風騷
春秋時期，長期的封建割據、封閉的自然經濟、回異的地理環境、獨特的各地民俗，使列國文化邁向獨立發展的軌道，形成風格各異的區域文化，呈現出千姿百態的文化景觀。
當時的中國，可分成四個文化圈，分別是齊魯、秦晉、楚、中原文化圈。
齊魯文化，產生於齊魯大地，是由重禮崇義的魯文化和自由開放的齊文化相互交融而形成的。
春秋時代，禮崩樂壞，王室名存實亡，天下爭亂，唯在齊魯之地，尤其是魯，周禮的保存最爲完整。正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因此華夏文化的重心移至齊魯。
齊魯文化因此而具備了正統性、倫理性等特質。影響中國文化的巨匠們，大都誕生於此，如孔、孟、管子、孫武、鄒衍等，進而孕育出以魯儒家爲溫牀的儒家體系。
秦晉文化，可分爲具鮮明功利色彩的秦文化和具積極開放、發展的晉文化。
從秦人祖先被西周統治者發配西遷到始皇統一天下，秦人最津津樂道的，無一不是對國計、民生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事，因而表現出了功利實用主義傾向的治國理念。
也因爲如此，大批出身微寒卻纔華出衆的非秦人士，才得以進入政治最高層，建功立業，如百里奚、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李斯等人，爲秦國的強大和最後一統天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晉文化不僅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而且具備開放發展的文化觀。
春秋以後的韓、趙、魏三雄法家人才輩出，如魏國李悝彙編的《法經》，是我國古代首部較完整的法典;韓相申不害爲相十五年，“國治兵強，無侵韓者”;還有趙人慎到和援法入儒的荀況，甚至於韓國大思想家韓非，集法家理論於大成;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更融合了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讓中華文化有了嶄新的面貌。
《東周列國·春秋篇》秦穆公劇照
秦晉文化，在春秋以後，相互往來頻繁，“秦晉之好”爲兩國友好的最佳詮釋。東周以降，秦國雖然偏居西方，不常參加中原盟會，甚至被視爲夷狄，但在“獨霸西戎”的基礎上，銳意向東發展，由於受地形限制和強晉的阻攔，無法稱霸中原。
秦和東方諸國的通使聘問雖然不多，但和晉國文化的交流十分密切，因此秦晉文化在風俗上相通之處頗爲常見。如兩地都強調人民遵守禮法，以國事爲重，且在“先王遺風”的薰陶之下，秦晉國君皆具有重禮儀、守信用、開通豁達的性格特質。
楚文化，有宏妙的哲理(如超逸的道家思想)、奇瑰的文學(如莊子的散文、屈原的詩歌)、精美的手工藝、獨特的民情風俗，與其他區域的文化交相輝映。因此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
中原文化，即周文化。以東遷後的周王朝爲中心，包含周遭的鄭、衛、曹、陳、許、宋、申等國。
周文化承襲夏、商、週三代的文化遺產。就文化層面而言，這裏的文化、藝術較另外三個區域繁榮而進步，但是因爲位居中國之中的地略關係，成爲大國爭霸的焦點。
除春秋初期的鄭國之外，其餘各國多不強盛。爲了在強國夾縫中求生存，出現了不少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人才，是戰國縱橫家的“發源地”。
春秋在齊魯文化、秦晉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多方交會下，釋放出空前未有的文化光輝，它們彼此以兼容幷蓄的恢弘氣度，相互吸引、凝聚，才締造出中華文化中多元又獨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