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乾隆盛世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乾隆盛世到底是什麼樣的?乾隆盛世爲什麼會被稱爲“飢餓的盛世”?國家到底是什麼樣的?
乾隆盛世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個盛世，也是最有爭議的一個盛世。
乾隆盛世是清代國力的“全盛”時期，社會財富大量增長，比如《嘯亭續錄》中記載：“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
那爲什麼會稱爲“飢餓的盛世”呢?
首先，乾隆盛世這種財富究竟是怎樣增長起來的?增長在誰的手裏?
作進一步的考察，便可以看到，財富都積累到皇室、貴族和官僚地主、大商人的手中。
這些統治階層依靠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壓榨農民和手工業者，通過地租、賦稅、高利貸和商業利潤剝削了農民、手工業者的生產物，更進而奪取了農民、手工業者的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
因此，乾隆時代所謂社會財富的增長，實際上就是統治階層財富的增長，而這種財富的增長，正是建立在廣大農民、手工業者日益貧困的基礎之上的。
這就是爲什麼乾隆盛世是清代所謂的最富庶的“黃金時代”，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土地兼併和農民起義也成爲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瞭解封建社會最根本的財富來源是土地。
那麼，在乾隆時期，土地分配的情況究竟怎樣?它的發展趨勢又怎樣?
根據乾隆時期漕督顧琮奏請限田，每戶人家以30頃爲限，可見那時擁有3000畝以上土地的地主已經不少。
乾隆初期，湖南巡撫楊錫曾上奏朝廷，提到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是“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
他爲此還敘述了土地買賣造成的情況：“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爲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
也就是說50%～60%的土地都在富戶手裏，以前有一點田地的耕作之戶，每年的收入都很難解決一家子人的溫飽。
當時的統治階層正是這樣通過土地兼併而積累起大量財富，至於農民卻日益陷入貧困飢餓的深淵。
到了乾隆晚年，史料文獻相關資料已經可以看到驚人的土地集中現象。
比如拿全國最大的地主——清代皇帝直接和間接掌握的土地來計算，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是735萬頃，其中內務府莊田、官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屯田共43萬頃，大約佔全國耕地面積的6%。
到了1812年(嘉慶十七年)全國耕地面積已有788萬頃，而直接和間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增加到83萬頃，約佔全國耕地面積的11%。
看起來，皇帝手中的土地所佔比不算高，但是下面的一個數據就誇張了。
60年間，全國耕地面積只增加了53萬頃，而單單皇帝手中的土地就增加了40萬頃，這不能不說是驚人的數字。
可以說乾隆時期，全國所增加的田地幾乎全部變成皇帝所有。
不但皇帝掌握着大量土地，其他大地主、大官僚掌握的土地數量也是很多的。
比如“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再比如“有尉遲氏者居陝西……積資無算……仰給於其家者數萬”;還有“山右亢某，家鉅富，倉庾多至千數”。
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提起鄉間一個普通地主也是“家財鉅萬，良田千頃”。
這說明，那時候，以上“萬”、“千”等來形容士紳土地的地主非常多。
雖然現在查不到確切的數目、但足以說明那時候官僚士紳和地主們土地數量是相當多的。
當時擁有100萬畝土地的士紳地主也開始出現，比如嘉慶初年，乾隆寵臣和珅被抄家，共有土地8000餘頃，他的兩個家人也各有600餘頃，若以當時耕地面積700餘萬頃計算，則和珅一家就佔了全國土地面積的1/800。
此外，據外文記載，鴉片戰爭時期，直隸總督琦善佔地256萬畝，更超過了和珅佔地的3倍。
至於黃河淮河流域，官僚士紳地主的大莊園也相當普遍，有寨、莊、堡、圍(圩)、塢等名稱。
比如河南地區“扶溝有孫家莊，惟孫姓者居之，...危樓高臺，構至百楹，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
還有所謂的圍主“長淮以北，迄於齊魯，塢長民豪，皆曰圍主，圍主號令，百倍於有司”。
後世有人在合肥調查清代圍子的遺蹟，圍主的每個邸第所佔的面積極爲誇張，大的佔地數百畝，小的也佔地一百幾十畝，邸第的外圍，先開鑿壕溝，壕溝內築建高牆當成圍寨，佃戶環居於內，守護四處高牆……西鄉佔地面積最小的張圩子，都住了多達五百人，其他圍子裏面的規模可想見矣……圍子裏面所住的所有佃戶，有點變成團練兵士，有的變成炮手，有的兼職成爲轎伕，完全爲佃奴性質，地主對所有佃戶婚喪等紅白事，都有權進行過問，並有比當地縣官還大的刑罰權，這種模式已經和西方中世紀領主模式很是相似了。
長江以南的大官僚大士紳大地主更很多。
早在康熙時期，大官僚徐乾學、高士奇在江南購置的土地就以萬頃、千頃來進行計算。
以後記載南方土地情況的史料文獻中都這樣記載“田地多屬富家大戶之產”，“田主不知耕，耕者多無田”，“阡陌開而田大半歸富戶，而民大半皆耕丁”等等。
有人記載湖南桂陽州的大地主鄧氏“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乘馬不牧，遊食田野數十里”，可以想見這個大地主大豪富的氣派。
後世學者根據太平天國運動以前河北、江蘇、浙江、山西、湖北、陝西、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以及東北地區的史料文獻相關記載來進行估算，認爲當時全國土地有40%到80%是集中在30%到10%的少數人手中，而60%到90%的多數人則沒有土地。
特別是山西、河北、江蘇等省，甚至有萬畝、十萬畝、百萬畝以上的大官僚大士紳大地主存在。
這個估算大體上是近似的，偏差不會很大。
這就說明了爲什麼“康乾盛世”又被稱之爲“飢餓的盛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