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固然有其光明一面，但是由於趨時影視和暢銷書刊的美化，不及其負面影響。光明面已被時賢說盡，茲不再贅，筆者要談的，是光明背後的陰影。
康乾時代有三大弊政，曰黷武、捐納、遊樂。
黷武。武功是盛世的標誌之一。康乾時代幾次對邊疆地區用兵，對維護國家統一是必要的。但乾隆所謂“十全武功”之列的大小金川、緬甸、安南等不義之師，則屬於黷武，耗費、傷亡巨大。對緬甸、安南兩役，前後近20年，有幾次全軍覆沒，結果是撤軍講和，乾隆還打腫臉充胖子，說“振旅而還，無損國威”。
捐納。康乾時代國庫歲入4000萬兩，正常支出3000餘萬兩，所餘不過數百萬，遠不足以應付大量額外用項，故施行了大規模的捐納制度，即捐官、捐監、贖罪和報效等。
捐官捐監。以銀買官或學歷(監生相當於秀才，也可以入仕)。捐者多官位少，實缺還要送錢給主管部門或地方。捐出的錢在得官後肯定得成倍撈回來，貪污乃成必然。
贖罪銀。交銀可以減免罪行。不僅貪官如此，清官爲防責任事故(如黃河決口)，也不免收下屬饋送，這樣下屬貪污也就不好查了。這在《兒女英雄傳》中有生動的描寫。
報效或稱捐輸。捐一些特殊項目，如軍費、河工、慶典、興建、巡幸等。示意地方督撫和鉅商捐納，實際是攤派。其數字巨大，如“十全武功”中捐款達3000萬兩，有兩個鹽商就捐了1150萬兩。當然他們不會做虧本生意，兩淮鹽商與官吏勾結，以籌備乾隆南巡爲名，每個鹽引(專賣憑證)加價3兩，從中貪污了800多萬兩。
遊樂。康乾時代均大建宮室。圓明園、避暑山莊等均始於康熙，成於乾隆。兩帝均六次南巡。康熙號稱節省，然曹雪芹祖父因4次接駕，虧損30萬兩。乾隆更爲奢華，舳艫相接，縴夫達數千人。沿路州縣搭綵棚戲臺迎接，甚至爲了臨幸，挖湖造山建園，所費更不下千萬。
以上種種，必然引起大量貪污腐化。著名的如康熙時的明珠、徐乾學、高士奇等，乾隆時的李侍堯、和珅等。明珠是“貨賄山積”，乾學是“五方供賦歸東海(乾學別號)”，高士奇是“萬國金珠獻澹人(士奇字)”，李侍堯僅一任總督即貪3100萬兩，和珅家產達8億兩，相當國家10多年歲收。到乾隆後期“省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虧空甚多”，“商民半皆蹙額興嘆”。兩帝確也大力治貪，但愈禁愈烈，有制度原因，也有感情原因。許多費用要靠捐款，捐者必貪。如史家說到和珅的作用：“乾隆以軍旅之費，土木遊覽，以其不出自正供之費，歲無慮億萬，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撫，督撫索之州縣。”州縣當然索之百姓了。
與貪污孿生的是瀆職及不作爲。被稱爲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張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懶結案，準謊詞，冤到底。”乾隆時三法司積案萬件不處理。官吏只要錢，不辦事，結果可想而知。
種種弊端，最後負擔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層層加碼。所謂“州縣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百姓有冤難訴，兼以土地兼併，人民流離失所，北京城乞丐多達10萬人。於是強者起而爲盜，官員爲了政績，不敢報剿，最後釀成民變。如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涉及多省，一直到嘉慶七年才平息。國力大耗，軍費過億。
至此必須解答人們熟知的康乾盛世幾大標誌，即永不加賦、蠲免錢糧、人口增加、國庫充盈。筆者認爲這些說法即使不全是作僞，至少水分不少。
永不加賦?康熙50年詔全國永不加賦，一直傳爲德政。事實上正賦之外，當時還有耗羨(即附加稅)，其數目從20%—30%到50%—80%。雍正時耗羨歸公變成正稅，雖一時減少了民負，但正如黃宗羲定律，每次並稅之後，一定會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後產生了“平餘”、“重戥”、“浮收”、“淋尖”、“踢腳”、“灑散”等名目繁多的稅種，稅負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
蠲免錢糧?乾隆十年起各省輪流免除錢糧，以後又普免3次，稱爲德政。但老百姓並未得到實惠。乾隆四十五年廣西生員吳英條陳：“聖上有萬斛之弘恩，貧民不能盡沾其升斗。”即是說上免下不免，上下演雙簧。乾隆明明知道，卻不會去追查地方官，而是以觸犯御諱(乾隆名弘曆)爲由，將吳英凌遲，子侄5人處死。另一個例子更明顯：乾隆五十五年，戶部侍郎尹壯圖奏各省督撫貪污虧空，乾隆命尹去查，同時用500里加急驛傳告訴地方官“設法挪移，彌縫掩飾”。結果使尹查無實據被革職。
人口增加?康熙時2400萬，乾隆初爲1.4億，五十五年達3億。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不過，康熙時統計的是丁口數。當時有丁稅，所以百姓多瞞報，四五丁只報一丁，十丁僅報二三丁，實際人口已是一億多。一般來說，人口增長主要是農民。因政府獎勵移民墾荒(前6年免稅，官吏升遷)，百姓需要增丁，雍正又攤丁入畝，從而使人口增加。
國庫充盈?康熙末年庫存800萬兩，雍正時達6000萬兩，乾隆初2400萬兩，乾隆末達7000萬兩。其原因一是田畝增加，工商稅也大增(如鹽、礦稅收)。二是捐納多。三是上下交徵利，如朝廷貸款給鹽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價上漲，由康至乾普遍上漲了3至5倍。當時財富集中，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萬，所以政府有幾千萬並不是什麼驚人的數字。
最後，引用顧準的一則筆記，大約可概括盛世的特徵：“中國歷史上的武功和文化，都離不開對農民剝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極盛時代，同時就是剝削程度上升的時代，是商工發展的時代(以軍需和奢侈爲動力)，也是農業總產量提高的時代，可是同時也是農民生活下降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