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同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
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該時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四年， 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峯，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臺灣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將此時期稱爲康乾之治。西方傳統史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支持的人稱這段時期爲"High Qing" ，即清朝的高峯期。不支持的人之指出此期間制度僵化，閉關鎖國，使得這一局面無法長久。
盛世局面下隱藏着巨大危機，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衰敗之象逐步顯露出來，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乾隆後期各種民變相繼爆發，也標誌着清朝開始走向衰落，清朝遂陷入蕭條冷落的嘉道中衰之世。
康乾盛世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時期，學界對“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爭議。
康乾盛世的經濟發展
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最高的年份達到8000萬兩，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餘萬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大規模蠲免錢糧，康熙、乾隆兩朝曾五次全免全國農業錢糧近3億兩白銀。當時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業革命之後中國和印度的製造技藝雖落後，但似乎並不比歐洲任何國家落後多少。
康乾時期的經濟與西方英國相比，在質量和生產關係還有對外貿易情況下來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遠不及當時的英國。而清朝統治者爲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併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復農業生產，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爲“末業”，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實際上朝廷對民間手工業實行高額徵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封建官僚濫施淫威，而工商業者沒有公開進行對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權的腳下，任其蹂躪。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爲本位，商人和手工業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參與城市管理、審查預算的情況，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國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製造與遠程貿易。清帝認爲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 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 “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使得資本主義萌芽受到壓制。
康乾時期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左右，中國工業產量僅爲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清朝時期的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農業
土地的開墾
明末清初時人類處於小冰期並受到太陽活動的影響，全球糧食作物產量普遍減少，有些地區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畝之田只種一二畝”。 但是由於明代徐光啓引進的新大陸高產作物甘薯的廣泛種植，農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證，這段時間也成爲清朝發展的高峯時期。
而以後，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爲10.5億畝。
糧食產量增加
隨着土地的開墾和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糧食產量也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穫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穫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穫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佔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
清朝糧食產量比明朝萬曆時期增長了一倍之多，全國糧食產量則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穫率高於英國，麥子的收穫率爲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穫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爲10：1。 清朝的經濟和人口的增加還主要歸因於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大力推廣。
國富民窮
雖然糧食產量增加，但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中國人一見使團丟掉一些死豬死雞，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英國人的棄物。而接到使團的殘羹剩飯，對他們用過的茶葉，中國人總是貪婪地爭搶，都要千恩萬謝，然後煮水泡着喝。乾隆時代，民衆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同時期的普通英國農戶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戶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爲35兩，也就是說，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66] 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十分普遍。
手工業
絲織業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後期，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清朝在當地設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
棉織業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爲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陶瓷
江西景德鎮在清代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製糖業
製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採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爲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商業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佔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是，又決定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清朝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在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着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佔據着所有的城市。[68] 以致於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託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並總結說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
清朝對對外交流進行嚴厲限制，首先對出口商品有嚴格限制。軍器、火藥、硝碳、銅鐵可以製造武器，均在嚴禁之列，米麥、雜糧、馬匹因內地缺少，亦禁出口。書籍則可能泄露中國狀況，也不許運往國外。中國本來能製造巨大的帆船，出航遠洋。到康乾時期，世界各國的航海業突飛猛進，船隻越造越大，而清廷卻規定:“如有打造雙桅五百石以上違式船隻出海者，不論官兵民人，俱發邊衛充軍。” 對於出洋的水手、客商，防範極嚴，“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 中國人到外國貿易，立定年限回國，如逾期不歸，永遠不許返回，即使三世居於外國的華僑，也要設法招回治罪並株連其家屬。這種以天朝大國自居，採取不與西方通商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給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清朝統治者不重視對外貿易的經濟利益，只把通商當作懷柔的手段。當英國商人給清朝的文書中要求擴大通商，聲稱中英通商“與天朝有益”時，乾隆帝渝令兩廣總督蘇昌嚴禁通商，他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不用互通有無。清朝的對外政策就是建立在這種“天朝上邦”意識和傳統的自然經濟觀念以及諸如“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之類的觀點上。因而，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爲，而並非將其視爲經濟發展的需要。它盲目堅持“天朝”體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現，在國際關係中，既不考慮交往的平等性，拘泥於三跪九叩之類禮儀末節;也不考慮經濟利益，用朝貢代替國際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