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農民起義的頻繁爆發，可以說大大縮短了明朝的壽命，其實明朝的滅亡和崇禎的政策脫不開關係，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這麼說的話可能會有人就不同意了，崇禎皇帝勤勤懇懇十七年，一生節儉平日吃穿用度俱不講究，自己也總是穿着打了補丁的衣服，按照常理來說，這麼一位勤勉敬業節儉的皇帝，怎麼會成爲一個亡國之君呢?且細細往下看。
第一，輕信文官、懷疑武將、瞎指揮
崇禎皇帝繼位之後，首要任務就是剷除了魏忠賢的宦官勢力，朝野得到了暫時清淨與安寧。但是崇禎不僅沒有趁機整肅吏治，反而培養了大批文官把持朝政。明朝首輔魏澡德就是最大的無能之輩，而很多像閻鳴泰、孫傳庭等有識之士得到朝廷排擠。對於朝廷舉足輕重的武將，則是由文官掣肘，武將在外拼殺之時，大量文官在朝中散佈謠言，崇禎皇帝偏聽偏信，斬殺袁崇煥等主要將領，導致北方再無抗清將領可用，之後的抗清之戰一敗再敗。
孫傳庭雖然是進士出身，但他“儀表頎碩，沈毅多籌略”，在擔任陝西巡撫期間，組建訓練明軍，率領軍隊多次擊敗農民軍，甚至將闖王高迎祥擒獲，將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幾人。可是崇禎帝剛愎自用，聽信楊嗣昌，竟然將孫傳庭免職，關到監獄裏。
而就在這段時間裏，李自成東山再起，“從自成者數萬”，明軍屢戰屢敗。到了崇禎十五年，在李自成第二次圍攻開封時，崇禎帝將孫傳庭放了出來，讓他率軍對抗李自成。當年的柿園之役中，孫傳庭初戰取勝，但因糧草不繼，被李自成殺了一個回馬槍，遭到失敗。孫傳庭回到陝西后，積極招兵買馬、置辦軍器。
孫傳庭的策略是固守潼關，等自己的軍隊訓練嫺熟，而農民軍飢疲時，在與其決戰。李自成也明白，潼關易守難攻，自己的軍隊很難攻破，就在他尋思如何讓孫傳庭出關決戰時，崇禎帝幫了他一個大忙!由於明朝末期，財政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崇禎帝希望能夠迅速平定農民起義，這樣一來就節省不少銀子，因此他一再下詔催促孫傳庭出關決戰。
就這樣，剛好中了李自成的圈套，由於明軍長驅直入，糧草被李自成給切斷，明軍慘敗，孫傳庭所部“死者四萬餘，失去兵器輜重數十萬”，一些明朝將領甚至選擇投降農民軍，孫傳庭在渭南戰死，明朝最精銳的西北軍損失殆盡，在中原地區再也沒有能和李自成對抗的官軍了。
二、優柔寡斷，心中多疑，視臣如草芥
崇禎此人，後世評價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剛愎自用。崇禎在位17年，換了50個內閣大學士，殺了兩個首輔(相當於總理)，督師或總督被殺的達到了11人，巡撫更多，達到12人，關在監獄的官員多達145人，相當於所有具備大臣資格總人數的10%。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亡國之徵。
崇禎年間最能打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盧象升，一個是袁崇煥，一個是孫傳庭。然而這三個人在崇禎手裏都沒有好下場。盧象升戰死80多天沒有人給他收斂，暴屍荒野，下場極慘。袁崇煥馳援北京，而崇禎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了兩個小太監道聽途說的兩句流言，就將袁崇煥處以凌遲酷刑。
三、裁驛
裁驛是後人提及較多的，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給事中劉懋上奏，要求清理驛站。此意本來沒錯，明朝晚期的驛站，早已經機構臃腫，且滋生腐敗，成爲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劉懋的對策很簡單，就是裁撤，富餘的官員罷官，多餘的驛夫驛卒遣返回鄉。當時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謀遠慮，認爲一次性裁撤風險太大，應當以六年爲期逐步進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對被裁的官員驛夫，要發足遣散費用，其中精壯的驛卒，更可挑選編入各地駐軍之中。這個方法可謂老成謀國，但心急的崇禎不聽，覺得劉懋的建議簡單實用，然後貫徹實行。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時間遣散八萬多驛卒，節省白銀六十八萬兩。其中的一個驛卒，就是銀川驛站的李自成。六十八萬兩白銀，換來了大明王朝的終結者。
其中發生最早，影響最大的，是崇禎元年(1628年)陝西谷城的王喜胤起義和陝西宜川的王左貴起義，這兩股勢力在當時都各有數萬人，麾下成員也多“明星陣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將，是後來的“闖王”高迎祥，大營門口站崗的哨兵，其中一個就是後來的“大西皇帝”張獻忠。王左貴麾下的一個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禎三年(1630年)投奔農民軍的，在此之前，他卻剛與死神擦肩而過。驛站被裁撤後，李自成回到家鄉陝西米脂，因生活困難，欠下了當地士紳艾舉人的債務。官司打到縣衙後，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遊街示衆”。
此時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盡的李自成險些被“將至至死”。幸虧親友相救，結夥和衙差們羣毆，這才逃到外地。幾個月後，李自成潛回家鄉殺死艾舉人，爲避禍又逃到甘肅投軍，起初事業發展的不錯，在甘肅張掖駐軍王國部被提爲把總。但此時明朝財政困難，軍隊多被欠餉，崇禎二年(1629年)十二月，爲領餉銀問題，李自成遭王國責打，索性領着士兵發動兵變，殺死王國後揚長而去，投奔到陝西農民軍王左貴部，開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加上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而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有旱蝗並災，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這個時候加上滿清，可謂是內憂外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