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性情沉毅，雄謀勇斷。在位期間，對內打擊藩鎮和毀佛運動，對外擊敗回鶻，加強了中央集權，一度呈現中興局面，史稱“會昌中興”。
幸福來得有點兒突然，作爲唐穆宗的第五個兒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爺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寶座在哥哥們的屁股下面挪來挪去，原想着自己沒這個福分，只能以錦衣玉食的王爺身份終老一生，卻沒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後，會在宦官和後黨們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地成爲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
武宗原來叫做李瀍，李炎是他死前十幾天才爲自己改的名字。這個名字比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後政治改革方面的風風火火，我們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這個人不簡單，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現象在他身上充分顯現。因爲長期耳聞目睹宮廷政治鬥爭的慘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剛毅，喜怒不形於色。
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爲皇位得益於大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的鼎力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後採取欲擒故縱的方法，然後不動聲色地剷除了這些威脅皇權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處是虛心納諫，並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間相得益彰，大刀闊斧的吏治整頓就此拉開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頓吏治，反對官員腐敗主要有以下幾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員，對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不遺餘力地進行裁減。
唐朝自武周朝以來，特別是武則天鼓勵告密，並給告密者許以高官厚祿以後，因爲合法官位不夠，於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領俸祿不幹實事的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閒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員，既使政府辦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國公務開支龐大，唐帝國已經到了入不敷出、財政枯竭的地步。會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國家總理大臣李德裕上書建議，全國一下子裁減了各級冗員兩千多人，按照唐朝時全國人口和官員比例來看，這個數字還是比較驚人的，此項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最難的改革是什麼?是針對人的改革。想想我們現在步履維艱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對於吏治改革的決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壓政策，嚴刑峻法反對官員貪腐。
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內容，最主要表現形式。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是對貪官污吏的懲治，基本上做到了從重從嚴、雷霆萬鈞，且絕不姑息養奸。這與武宗還是潁王時耳濡目染朝廷上下貪污賄賂成風、官員沆瀣一氣有關。不反腐敗，唐王朝舉步維艱;反腐敗，帝國則有可能走向新生。開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詔書中就明確宣佈，除十惡、叛逆、殺人和官員貪贓外，一切皆可赦免。將官員貪贓與叛逆謀反和十惡不赦大罪並列，顯示了武宗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李德裕當宰相之後，全國開始大範圍地反腐肅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詔，要求全國執行統一標準，凡文武官員貪贓絹三十匹者，一律處死。二月再下詔，凡官員貪污滿千錢者，處以極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終保持了肅貪政策的連續性。
三是嚴禁官員借婚喪嫁娶大肆斂財。
這一條與現行有關規定不謀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首創者。會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臺上書武宗，說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喪葬事宜，逾越禮法，靡費錢財，奏請皇帝禁止此種流弊。武宗在當王爺時就深知，此種官場風俗極易導致官員們變相行賄受賄，藉機斂財，而敗壞吏治。這種請客送禮風還有可能使官員相互勾結，深陷朋黨之爭。於是下旨，限制官員借婚喪嫁娶事宜叨擾民衆，嚴禁藉機斂財損壞政風民風，這是武宗明確要求官員廉潔從政的又一大舉措。
四是嚴禁官員從事高利貸和典當行業，不準與民爭利。
會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詔“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唐朝時有官辦高利貸機構，禁止官員私放貸款，可以增加國庫收入，這可能是武宗的真實想法。但官員放貸，顯然有權錢交易的弊端，官員還可以利用手中職權胡作非爲，並對民間正常的借貸產生巨大的影響和衝擊，擾亂唐朝金融市場。武宗嚴詞禁止，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民衆以及促使政府公務員廉潔從政的作用。
五是實行高薪養廉，對官員發放“養廉銀”。
傳統認爲清朝的官俸較少，所以雍正皇帝纔想出了這個招術，以“養廉銀”緩解官員收入過少的窘狀。其實中國歷史上不少朝代都採用過此招，現代術語叫做“高薪養廉”。唐朝官員收入也不高，而且許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發放到位，這就直接影響到了官員從政的積極性，併爲貪腐造成口實。武宗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並制定措施及時穩定官員隊伍。
其一，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嚴格官員薪俸發放，及時兌付。其二，給官員加薪，在原來基礎上加發兩月俸祿，促使官員奉公守法。其三，提高邊遠貧窮地方官員待遇，改變國家公務人員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的現狀，併爲此專設觀察使監督執行。其四，國家借款給官員償還債務。給官員加薪，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貪污腐敗的問題，但是對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積極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氣整頓吏治和反腐肅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詳細，但是武宗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在他執政五年之後，公元845年，李炎在詔書中講道：“由是退惡進賢，化行令舉，刑奸贓之吏，破黷貨之家，此宗社降靈，助成時政。”也就是說，他殫精竭慮大刀闊斧地改變吏治，對於結果，作爲皇帝他還是較爲滿意的。在他和李德裕君臣戮力同心合作下，唐帝國也多少恢復了一些元氣。武宗李炎執政這段時期，史稱“會昌中興”，也算是對這位頗有作爲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禎甚至大加溢美之詞：“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這似乎多少有些過了。
讓唐武宗歷史留名的當屬唐武宗滅佛事件，唐武宗滅佛是發生在唐武宗會昌年間，由唐武宗發起的大規模拆毀佛寺和強迫僧尼還俗的毀佛教運動。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土地不交賦稅，僧侶免除徭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之間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有戰事財政吃緊。從會昌二年(842年)開始毀佛，在會昌五年(845年)達到高潮，於會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後終止。各地毀佛規模不一。佛教徒稱這次毀佛運動爲“會昌法難”。
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
第一， 佛教的寺院經濟對國家經濟的衝擊
唐朝前期鼓勵佛教的發展，寺僧不需要繳納賦稅，導致很多人會躲進寺廟，以逃避朝廷的賦稅。而統治者時常會賞賜寺廟大量的土地，成爲寺廟的常有地，土地太多寺僧做不過來，就會僱傭佃戶，成爲另類的地主，而佃戶也能夠躲避朝廷的賦稅，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在唐武宗時期，全國寺僧幾十上百萬人，國家經濟在此時本就入不敷出，大量逃稅的人口對國家經濟是雪上加霜。
第二， 寺僧與世俗地主階級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衝突
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但是到了後期均田制名存實亡，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由於寺廟擁有大量的土地，成爲另類地主階級，其寺院經濟的發展，與世俗地主階級的土地擴張發生衝突，兩者處於敵對狀態，世俗的地主階級在滅佛運動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三， 佛教與道教的衝突
道教與佛教在唐朝均有快速發展，統治者更是宣稱爲老子李耳的後代，以鞏固統治，而佛教在民間發展更廣泛。宗教之間的鬥爭歷來都是無休無止的，道教崇信者爲了佔據正統宗教的地位，對佛教發起了衝擊。
第四， 佛教與儒家統治思想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統治思想，這多由於儒家所推崇的三綱五常等理念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如君臣倫理。而佛教宣揚“衆生平等”，當佛教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思想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第五，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對佛教的排斥
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對佛教極爲排斥，而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看到了佛教的發展對國家的危害，也是大力牴觸佛教，正是由於當時的最高決策層對佛教的排斥，導致佛教在唐武宗時期經歷浩劫，史稱“會昌法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