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講述葡萄牙和中國的幾百年恩怨史，以及澳門是如何成爲東西方文化壁壘的一扇門的。
題引：三百年是個大烏龍
澳門迴歸的時候，最賺國人眼淚的，正是那首女童演唱的《七子之歌》，歌聲中最刺痛人心的，便是那一句歌詞：三百年夢寐不忘的生母啊，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這首感情真摯的歌曲，由民國文學家聞一多先生，創作於那喪權辱國的年代，歌詞中表達的牢記國恥，渴望自強的心願，激勵了一代代中國人爲實現民族振興而奮鬥。傳唱今日，堪稱不朽經典。
但倘是懂中國話且熟悉點歷史的葡萄牙人，聽了這首歌，卻八成要喊冤：殖民三百年？冤枉哪，也就一百一十二年好吧。
雖然在中國好些教科書的記錄中，普遍都記錄了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年間定居澳門，從而開始了對這塊中國領土的統治。但實事求是講，說澳門被葡萄牙人強佔三百年，的確是誇張了。
因爲從定居澳門起，到清朝同治年間，葡萄牙只是一個房客。若那時的葡萄牙，算是侵略了澳門，那說句不怕笑掉大牙的話，今天外國人來中國發展，租個房子住下，都可以叫侵略中國。
要掰扯清楚這件事，卻要說說明朝中期開始，葡萄牙在中國的折騰。
一：葡萄牙人會來事
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年）八月，當勵精圖治的明孝宗君臣正苦心經營着“弘治中興”時，遠在大洋彼岸的歐洲國家葡萄牙，卻爆發了一件足以改變東西方文明史的大事：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的遠洋船隊，經好望角進入亞洲，成功抵達印度卡特里亞港後勝利返航。
至此，對歐洲人意味着巨大財富的“香料航線”徹底打開，歐洲人至今津津樂道的“大航海時代”，從此正式開始。
從這以後，當時歐洲航海最發達的倆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繼吹響了進軍東方的號角。
西班牙人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後，一路跟進建立據點，葡萄牙人則重點在南亞和東南亞擴張。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發動了對馬來王國（今馬來西亞）的進攻，經一個月滅掉馬來王國，在當地建立據點，從此徹底控制了馬六甲航線。而侵略的陰雲，也漸漸籠罩向與馬六甲隔海相望的大明王朝。
這幾次擴張，看似和明朝八竿子打不着，其實關係頗大：因爲葡萄牙造訪和侵略的諸多南亞東南亞國家，都正好處於明朝“朝貢貿易”的體系下：葡萄牙征服的錫蘭，古裏，果阿諸國，是大明王朝的附屬國。
尤其馬來王國，就是《明史》中記錄的“滿刺加國”，葡萄牙人東來之前，這些國家常來進貢，順便做生意，而廣東福建各省，也因此大獲其利。而自從葡萄牙殖民者東進後，正德年間起，明朝市舶司官員們驚訝發現：往昔的很多老朋友，竟然不再來了。
而對明朝，葡萄牙殖民者其實嚮往已久，得到中國的絲綢瓷器，轉賣歐洲市場謀取暴利，本身就是他們開闢歐亞航路的終極目標，在鞏固了對馬六甲的統治後，葡萄牙人隨即將矛頭對準了明王朝。
而他們的手段，也是軟硬兼施：先坑蒙拐騙，被戳穿後，就露出侵略的獠牙。
正德八年（1509年），葡萄牙船隊第一次抵達中國沿海，停靠在珠江口岸，要求上岸進行貿易，在遭到當地政府拒絕後，隨即佔領了珠江對面的屯門島，在島上修築工事，並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權”。
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船隊停靠在廣東懷遠，他們故意穿上穆斯林的白布長袍，冒充已被滅掉的馬來王國使臣，企圖騙取明朝“朝貢勘合”（貿易許可證），廣東當地官員幾經訊問，戳穿了他們的冒充把戲。
葡萄牙人隨即承認自己是“佛郎機國”使臣。
他們也很會“來事”，把戲“穿幫”後立刻大撒金銀，賄賂廣東地方官以及鎮守太監，畢竟拿人手軟，葡萄牙船隊被允許在廣東沿海停靠，船隊首領佩雷斯也得以允准入京，覲見明武宗朱厚照。
佩雷斯入京“面聖”期間，滯留廣東的葡萄牙人露出了“海盜”面目，他們以貿易爲名，在廣東沿海走走停停，所過之處皆大肆搶掠，甚至和廣東當地海盜勾結販賣人口，史載他們“大造火銃，劫掠村鎮”。
當地鄉民怨聲載道，紛紛向官府告狀，但廣東鎮守太監陳倫和布政使吳廷舉收了人錢，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正德十五年（1520年），佩雷斯至南京覲見正在“南巡”的朱厚照，他這次的情報工作做得好，連明武宗身邊的近臣底細，都摸得一清二楚。
佩雷斯先是送重禮結好了朱厚照的寵臣江彬，繼而又送給朱厚照西洋火銃等禮物，這下可投其所好，討得朱厚照龍顏大悅，不但慷慨賞賜了大筆金銀，更發給了葡萄牙人“貿易勘合”。也就是說，允許葡萄牙入貢，與明王朝進行貿易。
期間廣東御史邱道隆曾上書揭發葡萄牙海盜肆虐廣東沿海以及賄賂鎮守太監的事實，卻不了了之。佩雷斯在南京停留近一年，直到朱厚照結束南巡後才啓程離開。
應當說這次作爲使者的佩雷斯，任務完成的不錯，雖然中間不少不愉快，但貿易權拿到手，如果能正常交易，肯定能獲得不錯的利潤。
怎料人算不如天算，歸京後的朱厚照不久後病死，其寵臣江彬被逮，江彬罪狀裏，其中一條正是“裏通外夷”，此時佩雷斯正走到福建，立刻被福建地方官逮捕，押送到北京後經審判流放西北，從此下落不明。
不久後嘉靖皇帝朱厚熜抵京即位，登基後第三天，就收到了“滿刺加國”王子的訴狀，細陳了“滿刺加國”遭葡萄牙平滅的經過，請求明朝助他復國。
朱厚熜雖然對他們的“復國”毫無興趣，但禮部尚書毛澄認爲葡萄牙人在廣東“久滯不去，有覬覦之意”，引起了明朝上下的警覺。而廣東御史邱道隆那份被朱厚照“留中”的奏摺，更令朱厚熜閱後震怒。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朱厚熜下旨，命廣東地方官驅逐葡萄牙人，先前曾收受葡萄牙人賄賂的鎮守太監陳倫等人也被下獄。消息傳出後，葡萄牙船隊首領卡爾佛立刻將艦隊集結在屯門島，企圖負隅頑抗。由此，揭開了中世紀東西方之間第一次海上較量：屯門海戰。
二：屯門血戰國威揚
明朝翻臉後，葡萄牙人也厚起了臉皮，對明朝官員的警告置之不理，打算也佔了屯門島再說。
葡萄牙人敢賴在屯門島，自然是有資本的。自達伽馬開闢“香料之路”後至此時，他們一路向東擴張，連續平滅東非，南亞，東南亞多個小國，尚未遇到敵手。
明政府翻臉後，葡萄牙人也火速做出了應對，不但在屯門島上構築火器工事，且又調來三艘重型戰船助戰。此舉更招的素來以“天朝”自居的明朝方面大惱，明朝也立刻開始了戰備工作，廣東海道副使汪鋐臨危受命，擔起了收復屯門，驅逐葡萄牙船隊的重任。
汪鋐受命後，一面命令沿海漁船全部停止出海，斷絕葡萄牙人外援，一面招募民兵以及曾在葡萄牙船隊中幫傭的水手，探知葡萄牙船隊內情。
八月三十一日，汪鋐遣使至屯門再次向葡萄牙人宣召，勒令他們立刻撤離，卻遭葡萄牙首領卡爾佛野蠻拒絕。
忍無可忍下，次日明朝廣東水師全力進攻，遭葡萄牙三艘重型軍艦火力打擊。彼時明王朝海疆承平日久，主要的對手多是沿海海盜及倭寇，因此多以中小型戰船爲主，難敵葡萄牙船隊的巨炮重艦，雖然汪鋐本人身先士卒，親率旗艦猛衝，卻還是被葡萄牙人猛烈的炮火打了回來。
傷亡慘重下，明軍不得不暫且撤兵。
這場小規模的敗仗，一下子把大明打醒了，以往明朝作戰，火器已是利器，不管跟誰打，還從沒在這方面吃過虧。誰知葡萄牙人面前，一吃就吃了個大的。汪鋐到底是久經沙場的老將，立刻回過神來：不能硬拼了。
次日汪鋐改變戰術，利用葡萄牙船隊船隻巨大行動不便的弱點，特製了30艘小船，船上載滿柴草引火之物，借南風大起之際放火撲向葡萄牙戰船，汪鋐率五十艘輕型戰船趁機衝鋒，分割包圍葡萄牙船隊，此舉果然奏效，熊熊烈火下葡萄牙船隻紛紛被焚燬，汪鋐唯恐燒不夠，又命水手趁亂潛水，將未着火的葡萄牙戰船鑿沉，一番激戰下，葡萄牙人引以爲豪的“堅船利炮”，在明軍的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沒。
明軍趁勢搶灘登陸，收復屯門島，並一路追殺葡萄牙人，下令“凡遇佛郎機人（葡萄牙人）皆殺之”。
從九月二日開始，4000多明軍在廣東南海地區撒下大網，全力搜殺漏網的葡萄牙人，先前牛氣哄哄的葡萄牙首領卡爾佛，僅帶幾十名殘兵藏身於附近島嶼中，所幸九月七日沿海颶風大起，明軍隨即停止了對葡萄牙人的搜捕，在盡毀掉屯門葡萄牙工事後撤兵。卡爾佛等人這才逃過一劫，狼狽返回馬來半島。
戰後，明朝政府詔令東南沿海各省水師“遇佛郎機船可立毀之，遇佛郎機人可立殺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獲全勝的汪鋐在此戰後被明政府嘉獎，特命“加一級，使食一品祿”，但他並未飄飄然，相反卻從戰鬥過程裏看到了明軍在火器製造和戰船上的差距，戰後曾三次上奏朱厚熜，請求在明軍中推廣使用葡萄牙火器“佛郎機銃”。
爲說服朱厚熜，他甚至將繳獲的葡萄牙火器送入京城當場實驗，終啓動了明軍的新一輪“軍事革新”，這種“佛郎機銃”此後在明軍中幾經改良研發，衍生出了“大樣佛郎機”（重型火炮）“小樣佛郎機”（輕型火炮）“多雷佛郎機”（連發火炮）“馬上佛郎機”（騎兵專用火炮）等多種型號，成爲明軍中的主戰火器，在明朝對蒙古和倭寇的戰爭中大放光彩。
而深謀遠慮的汪鋐，也同樣是朱厚熜即位早期甚爲信用的名臣，他在嘉靖十三年（1536年）調任中央，被授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明朝文臣裏同時兼任兵部和吏部兩部尚書者，二百七十年裏汪鋐是唯一。
屯門之戰後，受挫的葡萄牙人並未死心，相反卻乾脆對明朝“撕破臉”，不再假惺惺的“遣使入貢”，開始籌謀對明朝的下一輪武裝入侵，嘉靖元年（1522年）九月，葡萄牙人別都盧率五艘重型戰艦和一千多名士兵再次抵達廣東。
按照葡萄牙歷史學家巴羅斯記錄說：“這次遠征的偉大目的，是爲了在南中國海獲得一塊永久的領土，從此壟斷東方的絲綢瓷器貿易。”
目的很美好，但戰鬥過程很殘酷。這次汪鋐早有準備，早早的爲葡萄牙人紮好了“口袋”，葡萄牙艦隊剛到廣東新會縣西草灣，明朝水師就已將他們包圍，此時明軍已經裝備了葡萄牙人的“佛郎機銃”，火力上不弱於葡軍，明朝戰船更發揮了機動性強的優勢，早早的切斷了葡萄牙艦隊的後路，經一番激戰，明軍繳獲葡萄牙鉅艦兩艘，生擒葡軍“總司令”別都盧。
戰後，朱厚熜下詔，命將被俘的葡萄牙人全部斬首，其頭顱掛在廣州城樓上示衆。
比起之前的屯門海戰，這次葡萄牙人敗的更慘。朱厚熜嚴令廣東福建浙江禁絕一切沿海邊民同海外的貿易。規定“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居不舉者，連坐。”
機關算盡的葡萄牙人，在抵達中國沿海的這最初十幾年裏，先是冒名頂替騙貢品被“穿幫”，繼而張牙舞爪入侵，又被打的頭破血流，所謂“壟斷東方絲綢瓷器貿易”的“偉大目的”，卻還是黃粱一夢。
矇騙騙不過，打也打不過，但葡萄牙人不甘心，一看上面辦法都沒用，乾脆又使新招數：我打游擊。
三：雙嶼一戰再覆滅
嘉靖元年（1522年）屯門海戰後，葡萄牙人改變策略，不再大規模的武裝入侵，相反效仿日本倭寇，在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大肆劫掠，每到一處皆“屠戮村鎮，劫掠府庫，擄掠人口”，幹起了刀頭舔血的“強盜買賣”，甚至福建地方誌還記載這些“佛郎機人”經常“烹製嬰兒爲食”，可謂是喪心病狂的兇殘強盜。
葡萄牙人幹起這事來，確實駕輕就熟，而且還很快找到了一個臭氣相投的合作伙伴：日本倭寇。
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之間，淵源也同樣深。
同樣是嘉靖年間，葡萄牙人也造訪了日本。比起明朝對他們的排斥來，此時正陷入軍閥混戰的日本，對他們卻極爲歡迎。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葡萄牙人就與日本九州諸侯簽訂合約，在當地建立商站，收購東方商品。西方的文化與科技，正是從此時開始源源不斷傳入日本。
一方面，葡萄牙人在日本大肆收購倭寇從中國搶掠來的貨物，成了倭寇“銷贓”的最佳“合作伙伴”，另一面，葡萄牙人帶來的火繩槍等“高科技武器”，更成了正在內戰中的日本各路“戰國英豪”們的最愛。
而且雙方還形成了戰略合作模式：葡萄牙人自持堅船利炮，開始給倭寇搶劫“打前站”，每當倭寇打劫，葡萄牙船隊皆先行進發，待搶劫得手後，大批倭寇即蜂擁而至，展開大肆燒殺，待搶劫之後，兩家再“坐地分贓”。
與此同時，葡萄牙人盤踞的日本九州地區，更壓過日本其他地區各股倭寇勢力，自嘉靖年間開始成爲侵華倭寇的主要來源地。
葡萄牙人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侵擾之所以越演越烈，除了因與日本的“立體全方位合作”，更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鬼子來了漢奸多”。
早在正德年間葡萄牙初到廣東起，就有被明朝史料稱爲“奸民”的各色漢奸爲其效力，後來葡萄牙人和明朝“撕破臉”，轉而與倭寇合夥侵擾東南沿海時，也有不少“漢奸”從中幫忙。
他們或是給葡萄牙人入侵充當嚮導，或是幫助葡萄牙人上下活動，賄賂當地明朝官員。更有人給葡萄牙人出錢出人出槍，大力相助，甚至在葡萄牙人的“搶劫團伙”裏，更越來越多的出現了中國“炮灰”，這些人裏有沿海當地的流氓無賴，也有長期盤踞沿海島嶼的海盜，但起主要作用的，卻是當時東南沿海的不少富家大戶，即《明史》中所說的“勢豪大戶”。
爲防止沿海住民與葡萄牙人勾結，明朝政府連下嚴令，頒出“保甲連坐”法令，到嘉靖二十年（1542年），嘉靖帝朱厚熜又下嚴令：“凡通番（勾結倭寇葡萄牙人）者，無論官民，一律死罪。”
但重治之下，漢奸卻越治越多，誠如浙江巡撫朱紈在奏報裏所說：“江南奸民通番之事，數年來屢禁不止，令越嚴通番者卻越多，可謂人心思亂也。”
那爲什麼漢奸會越殺越多？
葡萄牙人到來後，明朝之所以冒出這麼多漢奸，說到底還是經濟問題：此時沿海經濟發展迅速，走私猖獗，傳統的海禁政策已經出問題。早在葡萄牙人到來前，東南不少富戶，就多次組織走私，更有很多沿海漁民，都是靠走私爲業，成了一條產業鏈。葡萄牙人到來後，很快和這幫人掛上了鉤。
甚至到後來，這問題越來越嚴重。葡萄牙人不但與這些團伙做生意，而且還介入到幫派鬥爭裏。甚至和當地大戶勾搭連環。連好多地方官也被拉下水。在這幫人的幫助下，葡萄牙人更辦到了之前靠軍事手段都沒辦到的事：獲得一塊根據地——雙嶼島。
雙嶼島，位於浙江舟山羣島地區，該島距離浙江定海縣東南僅六十公里，位於出海口要道，在元朝時，這裏就是重要的海外貿易基地：六橫島雙嶼港。
明朝建國後，爲防止沿海倭寇騷擾，曾將該島居民大規模遷至內地，並嚴禁沿海居民上島。嚴刑峻法下，這座昔日的繁華貿易集市早已荒廢，但到明朝嘉靖年間，日益繁華的東南海外貿易，卻令他破土重生。
早在明朝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海寇頭目鄧獠，李光頭，許棟三人勾結葡萄牙海盜，在島上建屋設集，從此之後，大批海寇團伙以及海外商人紛紛來此貿易，尤其是葡萄牙人，他們不但重金從李光頭手中租得該島的“使用權”，更在島上修築堡壘，部署士兵防禦，甚至修建了天主教堂和醫院。
在葡萄牙人的重兵保護下，這座位於浙江黃金要道的小島，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迅速發展起來。
雙嶼島最繁華時，島上每天往來的船舶總數高達兩千艘，每日成交的白銀數額高達十萬兩。不但日本，葡萄牙，東南亞各國商旅紛紛雲集，浙江沿海商人甚至做小生意的平民百姓也紛紛紛至沓來。
中國的生絲，茶葉，絲綢，瓷器以這個小小的窗口大規模的出口海外，然而明王朝的關稅白銀，卻也因此大量流失。
繁華的貿易和巨大的貿易額，刺激了浙江甚至江南地區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同時期江南手工業重鎮蘇州爲例，在雙嶼島貿易最繁盛期的嘉靖十年（1536年），蘇州當地從事紡織品的手工工場的貨物，“至雙嶼者十之八也。”
小小手工工場尚且如此，東南沿海的勢豪大戶自不用說，許多大戶乾脆在島上入有股份，坐享其成。小小雙嶼島，其實是盤結着各方面利益。
在明王朝的家門口搞“自由市場”，如此局面明王朝當然不能坐視，但雙嶼島之所以明目張膽，關鍵原因還在於島上的武裝力量，葡萄牙殖民者在島上大約有數百人的駐軍，更有堅固堡壘，外加倭寇以及當地海寇的武裝，雙嶼島的武裝力量不下千人，在島上南北兩側的港口，每天皆有葡萄牙武裝炮船巡邏，甚至對來此貿易的各路商旅，雙嶼島還很有“信譽”，凡是進入雙嶼島水域的商船，皆有葡萄牙炮船武裝護航。
如此實力，明朝當地政府自然不敢輕舉妄動。
明朝當地政府甚至採取過斷絕島嶼水糧供應的方式，嚴禁周邊村落賣給雙嶼島淡水糧食，但雙嶼島對周邊村落採取高價收購糧食的政策，以至嚴令之下，周邊村民紛紛冒死與之交易。甚至在明朝政府殺一儆百，捕殺膽敢“資敵”的百姓時，葡萄牙艦船竟然撕破臉，憑堅船利炮在當地大肆搶掠。
打打不過，轟轟不走，眼見着每天大筆的白銀在眼前流走，明王朝越發苦不堪言。
如何解決雙嶼島問題，長期以來，明王朝上下政策意見不一。
其實如此情景，嘉靖早期還是給事中的名臣夏言，就曾有過判斷：當時朱厚熜由於沿海動亂，決心裁撤市舶司，夏言認爲不可，本身走私就猖獗，如果裁撤市舶司，正常貿易沒得做，不是逼着好人去走私？夏言甚至還斷言：一旦市舶司裁撤，沿海走私不但會形成團伙，甚至還會發展成武裝據點，成爲沿海大患，雙嶼島的景象，印證了他的預言。
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才終於下定決心，力主武力解決的右副都御史朱紈被委任爲閩浙總督，受命討伐雙嶼島。
這裏要說下朱紈，他是蘇州吳縣人，曾在四川做兵備副使，剿滅當地少數民族土司造反，也曾在廣東任布政使，此人忠直敢言，爲官清正，更兼行軍打仗極富韜略，行事果敢，是嘉靖一朝出名的“幹臣”。
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一生的英明，竟然會全葬送在這小小的雙嶼島上。
朱紈到任浙江後，立刻採取了強硬措施，首先緝捕了當地與雙嶼島有關聯的商家八十多人，嚴懲其中罪大惡極者。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七日，明軍正式發動了對雙嶼島的總攻，朱紈派水師先封鎖住了雙嶼島的南北港口，繼而以重炮轟炸，將雙嶼島覆蓋在一片火海之中，四月八日凌晨，明軍數百艘小船在炮火掩護下搶灘登陸。
由於朱紈事先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對於明軍的這次突襲，整個雙嶼島竟一無所知，明軍大炮打響的時候，雙嶼島的“夜市”正熱火朝天，登時被明軍轟了個稀里嘩啦。明軍隨後經過兩天苦戰，終於佔領島上的葡萄牙要塞，繳獲大量武器輜重。
而先前佔據此島的“海寇”們，則大多在此戰中被一次性一網打盡，李光頭，許棟等人的海盜團伙在此戰裏全軍覆沒，而葡萄牙方面，僅陣亡者就有二百多人。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此戰中，明軍繳獲了葡萄牙人的作戰火器，其後經過改良，廣泛裝備於明朝步兵中，這就是明朝中後期常用的“兵丁鳥槍”。
雙嶼島之戰後，朱紈乘勝追擊，又在漳州大破葡萄牙海盜團伙，斬首一百多人。同時藉着剿寇之戰的餘威，朱紈在閩浙地區大搞“清洗政策”，他讓被俘的葡萄牙人指認，凡是與海寇有勾連者，無論官紳百姓，一律重懲治罪，僅是在福建漳州一地，他在戰鬥後命葡萄牙俘虜招供，一次性就斬掉了沿海“通倭”匪徒九十五人。
這下可捅了馬蜂窩。
雙嶼島與閩浙地區的勢豪大戶本來就勾搭連環，朱紈此舉，雖本意在保家衛國，結果卻是得罪一大片。
事發後，明朝京中的浙江，福建籍官員連篇累牘，紛紛彈劾朱紈，衆議洶洶之下，朱厚熜不得不修正之前的“海禁嚴令”，下詔申斥朱紈，命他“奪職待命”，即撤職聽候處理。
剛烈的朱紈哪受得了這個氣，他索性給朱厚熜上書申辯冤屈，接着喝了一瓶毒藥，以死相抗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朱紈之死，不僅是他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葡萄牙來華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方面，因朱紈的前車之鑑，明朝官員上下從此“無人敢擅言海事”。
沿海貿易在經朱紈的短暫打擊之後，隨即強烈反彈。而屢遭敗仗的葡萄牙人也開始明白：像明朝這樣一個軍力強大，科技先進，文明繁華的大國，是不同於印度，馬六甲這些落後蠻邦的。軍事行動的結果，只能頭破血流。
要想在中國獲得好處，硬的不行，只能來軟的。
四：低三下四住澳門
葡萄牙人“來軟的”的結果，就是獲得了澳門。
說到葡萄牙獲得澳門，近一百多年來，許多仁人志士提起來，無不一把鼻涕一把淚，說是幾百年國恥，喪權辱國。甚至將此事等同於清朝鴉片戰爭後被迫割讓香港，其實仔細看看，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在葡萄牙人到來中國前，澳門只是隸屬於中國廣東香山縣的一個小漁村，明朝以前，澳門見諸於中國歷史書中的大事件，當屬宋末張世傑在此抵禦元兵。對於明朝來說，這只是天朝治下的普通小村。
這個小村與葡萄牙人的淵源，還得從雙嶼之戰後說起，自從雙嶼島被毀後，葡萄牙人就倒了血黴，一度陷入明軍的瘋狂搜殺中，沿海很多州縣還發布懸賞令，砍一個葡萄牙人，就可以到官府領賞，外加這羣人作惡多端，沿海百姓恨之入骨，這樣一刺激，更成了人民戰爭，見到白種人，就恨不得拿刀剁。
這樣一鬧，葡萄牙人，就徹底成了過街的老鼠，之後幾年，基本都是人人喊打的局面，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香山曬貨事件發生。
這事的過程，通俗說法是這樣： 1553年，一羣葡萄牙船隊停泊在廣東香山縣沿海，謊稱自己是東南亞國家入京的“貢使”，請求借地曝曬船上的貨物。同時他們大筆白銀賄賂了廣東海道副使汪柏等人，最終騙過了中國官員，得以竊據澳門。
然而事實是，明朝政府沒這麼好騙。
葡萄牙人來時，明朝廣東政府就知道他們的身份，早已嚴加戒備。
之所以允諾他們暫居澳門，一是因爲此時汪柏正集中兵力搜殺日本倭寇，不願橫生枝節，二是此時明王朝正面臨“兩線作戰”：北有蒙古騎兵侵擾，南有倭寇肆虐，東南沿海遭荼毒的結果，就是佔明朝賦稅大頭的南方賦稅銳減，如此局面下，明朝中也有人提出放鬆海禁，分化瓦解葡萄牙人，通過與葡萄牙人的貿易解決財政困難。
因此葡萄牙這次的得計，也是順理成章。
而且經過了之前多次沉重打擊，入住澳門後的葡萄牙人，也開始裝孫子。一面在澳門設立集市，與沿海邊民貿易。
與雙嶼島時期不同的是，此時明王朝已經很懂經濟規則，但凡是往來貨物交易，皆要向市舶司繳納賦稅，否則將罰款扣船，加上葡萄牙人每年大筆的租金，一時間廣東地區賦稅激增，經濟十分繁榮。
但這種裝孫子的生活，葡萄牙人也一度不甘心。
從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起，開始越發不老實。他們開始在澳門當地建樓蓋房，甚至駐紮軍隊，將澳門變成他們永久的定居點。因爲他們這時很熟悉明朝官場規則，定期給當地官員孝敬，於是地方官們也樂得無事，基本不搭理他們。
在這些庇護下，葡萄牙人又變得囂張，一開始還是小打小鬧，乾點拐賣人口之類的勾當，還辦起了教堂，招納沿海百姓入教。一看明朝還是不太搭理他們，膽子又壯了，竟然生出一個大膽的念頭：把澳門變成葡萄牙領土。
帶着這種念頭，葡萄牙人開始挑釁，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一月，葡萄牙人在澳門新落成的天主教堂上，儼然掛起了“聖母踏龍頭”的塑像，意在把中國踩在腳下，廣東當地儒生告發後，明朝地方官大怒，勒令葡萄牙人拆除。但葡萄牙人拖字當頭，一面好言敷衍，一面故意拖延。
這事還沒解決，竟然又藉口經濟困難，連定居當地的租金，竟然也打算賴賬。
葡萄牙人賴賬，當然不止爲幾個錢，更爲了名分：給你錢，是因爲租你地，現在我們打算把澳門變成自家領土，還憑啥給錢？
當然葡萄牙人也知道，這事不好辦，但多年和明朝打交道的經驗，也令他們有了錯誤判斷，以爲買通幾個地方官，上下糊弄下，這事就能混過去。
但這一次，葡萄牙人失算了，明朝的官員，這時候確實比較會混，但並不是啥都混，特別是主權問題，萬萬不能混。結果葡萄牙人犯糊塗，後果很嚴重。明朝官員不來了，眨眼來了大批艦隊，領兵的更是強人：抗倭名將俞大猷。
這時候的俞大猷，已經是兩廣總兵，他早就看着葡萄牙人不順眼，這次更打算來真的：先是重兵包圍，把澳門圍個水泄不通，然後磨刀霍霍，眼看就要發起進攻。先滅了這羣人再說。
這可把葡萄牙人嚇壞了，深知大明朝不好惹，連忙求見明朝廣東海道副使莫吉亨，先誠心悔罪，又給大筆金銀孝敬，接着主動提出，不但補繳往年拖欠的租金，更把之後每年的租金和稅收提高一倍。
看在錢的份上，莫吉亨做主，寬恕了葡萄牙的行爲，而“聖母踏龍頭”的塑像，也被葡萄牙人主動搗毀，明朝更警告葡萄牙，如果當地葡萄牙人再有違法行爲，將以“連坐法”論處。
隆慶三年（1569年），明王朝正式在澳門實行“禁私通，嚴保甲”的政策，並規定葡萄牙人每年繳納五百兩白銀給香山縣。
自此以後，澳門作爲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重要港口，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經此一鬧，直至明朝滅亡前，葡萄牙人基本上老實了。
到了嘉靖朝之後的隆慶，萬曆年間，葡萄牙人還曾以防備倭寇爲名，在澳門當地修築堡壘工事，同時對明朝歷任的兩廣總督，葡萄牙都格外乖巧，每年大筆白銀孝敬。因此只要沒有鬧出人命官司以及拖欠租金賦稅的事，明朝之後歷任廣東地方官，對葡萄牙人都基本是寬容的。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日常行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主權問題，明朝毫不含糊，雖然葡萄牙人早就在澳門設立“總署”，派駐官吏，但澳門一直被明朝劃歸在廣東香山縣治下，尤其是司法權方面，在澳門當地大至人命官司，小至家長裏短雞毛蒜皮，皆要由明朝香山縣縣令審理解決，葡萄牙人毫無司法權力。
同時一旦葡萄牙人拖欠貿易稅賦和租金，明朝通常會採取包圍，斷水斷糧等懲罰性措施。因此明朝末年的澳門，絕非割讓領土，而是明朝治下的一塊“經濟特區”。
葡萄牙真正得到澳門的主權，是在清朝入關後，先是趁明末變亂之際，取消了每年應向中國繳納的商稅，僅交租金。接着在清朝嘉慶年間，又向澳門派駐法官，將澳門的司法大權拿到手中，到了鴉片戰爭後，他們更趁清朝積弱之時，強迫清政府於1887年簽訂《中葡會議早約》和《中葡友好通商協定》，正式確立了澳門是葡萄牙領土。
丟失澳門的罪責，確實應由清政府承擔。
但在明朝中後期，澳門這個“經濟特區”，對明王朝的意義卻是重大的，不但東南沿海貿易日益繁榮，日益劇增的貿易稅收充實了國庫，成就了嘉靖朝之後的“隆萬中興”。
而且東西方文明的交往也從此開始日益擴大。
大批的西方傳教士經澳門紛紛來華，而中國士大夫與西方學者的交流也日益頻繁，西方的天文，數學，水利，曆法等思想進入中國，明末科學家徐光啓正是在澳門認識了傳教士利瑪竇後，二人合作翻譯了西方經典數學《幾何原本》。
今天中國學校裏數學，物理，化學的各類名詞，皆最早來自此書。而對西方來說，東方文明的輸入，影響更爲深遠，此時已然流行的儒家哲學思想西傳，被後來的西方啓蒙思想家們所推崇，掀起了影響整個歐洲文明進程的“中國熱”。
毫不誇張的說，小小的澳門，是打開東西方文化壁壘的一扇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