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原名三變，後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稱柳七，是北宋婉約派詞人，是第一位對宋詞進行全面革新的詞人。柳永一生放浪形骸，他的詞多爲市井階層男女之間的愛情，具有平民化、大衆化的特點，還有“雅俗並陳”之稱。“雅”與“俗”分別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柳永是宋代著名的詞人，他兼具文學與音樂的創作才能，常流連於勾欄瓦肆之中，爲妓院的歌妓們填詞譜曲，而柳永的詞也在歌妓的演唱下傳播至社會的各個階層。宋朝以來，隨着商品經濟的繁榮以及“坊”與“市”界限的解除，夜夜笙歌、弦管填溢的娛樂場所數不勝數，青樓歌妓們也隨處可見。
再加之北宋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越來越多士大夫官員置辦歌妓舞女。朝廷與地方州府爲了盈利，也開始置辦官妓。總之，在政府的許可下，東京城內的妓館層出不窮。
《東京夢華錄》記載：“濃淡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檻面上，以待酒客呼喚”。
由此可見，隨着娛樂場所的興盛與發達，民間的私妓散落在瓦肆、歌樓等各個角落。私妓的待遇與生活條件不如家妓與官妓，她們只能依靠出賣歌喉、色相與舞藝來謀求生存。
一首吸引男客的曲除了需要一副甜美輕柔的嗓音來吟唱外，還需要配套一首優美且富有內涵的詞。
柳永因常混跡於酒肆歌樓中，又寫得一首好詞，而備受歌妓的歡迎，且常被催促寫新詞。柳永曾在《玉蝴蝶》中寫道：“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其中，“殢”有糾纏之意，寫出了柳永在被歌妓索詞時所表現出的矛盾、複雜的心情。
宋代文人雅士與歌妓之間的往來尤爲密切，而宋詞之所以能夠興盛，多半也源於歌妓的演唱與傳播。
《避暑錄話》中記載：柳永“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爲辭”。
由此可見，柳永憑藉出色的音樂才能以及獨特的詞曲藝術深受歌妓的歡迎與喜愛。而柳永科考屢試不第，人生跌宕起伏，他與歌妓進行密切交往，除了源於音樂的共鳴外，更多的是人生遭遇的共鳴以及情感的互通。
《古今詞話》中記載：“柳永嘗在江淮倦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爲期”。可見柳永與歌妓交往密切，甚至與歌妓相知、相愛。
而在柳永多達兩百多首的宋詞作品中，與愛情相關的詞共佔70%左右。絕多大數詞作乃柳永與歌妓交往與相愛的紀錄，其中不乏才貌雙全的美妓。總之，歌妓是柳永詞在傳播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而柳永詞在歌妓的演唱下也達到了詞、歌、舞的多重因素結合的境界。
張耒在《明道雜誌》中寫道：“韓少詩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說明柳永詞已經皆歌妓之後傳入宮廷御宴以及富戶宴席之中，上至皇帝文臣，下至市井平民，都頗愛品鑑柳詞。
直至柳永死後，他的詞依舊在歌妓的傳唱下經久不衰。劉克莊曾說：“相君未識趁三面，兒女多知柳三變”。由此可見，柳永詞擁有廣泛受衆，且家喻戶曉。衆所皆知，柳永詞被世人譽爲“雅俗並陳”，柳永也曾因爲“俗”而招致罵名。那麼，“雅”與“俗”是如何並存的呢?
一、雅俗之辨
歷代詩詞家與文學家對柳永詞大都持批評態度，認爲“俗”乃柳詞的代名詞，更將柳永詞列入淫詞豔曲的行列。南宋文學家王灼曾在《碧雞漫志》中寫道：
“唯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
很顯然，王灼認爲柳永詞淺白粗俗，只有大字不識的人才會強烈推崇。錢裴仲也在《雨華庵詞話》中寫道：“柳詞與曲相去不能以寸……最爲可厭”，直接表明了對柳永詞的厭惡與貶低。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引用了柳永《鳳棲梧》的詞，卻標註乃歐陽修所作。其實，這並非王國維缺乏文學常識，而是他有意爲之。在王國維看來，柳永不過是日夜沉溺留戀於秦樓楚館的輕浮之徒，看似附庸風雅，實則低俗至極。
像“爲伊消得人憔悴”這樣的佳句只能配得上歐陽修的境界。由此可見，王國維對柳永存在較大的偏見與不屑。綜上，歷代文人雅士不僅厭惡排斥柳永的品性與行爲，連同他的作品也加以抨擊與批判。《宋史》對柳永也無半分記載，柳永的生平只能依靠地方誌或傳記散文加以推測。《藝苑雌黃》中說柳詞“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說明柳永在上層階級的眼中不果是浪蕩輕浮的低俗浪子，既無才，也無德。
柳永詞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與風雅半點不沾邊，靠得全是通過俚言俗語來取悅市井俗人。綜上，不論是生前還是死後，柳永都遭受着上層文人雅士的非議與薄待。但也正因爲這些冷遇與特殊對待，才造就了柳永傳奇般的人生以及獨一無二的作詞風格。柳永是兩宋之際創用詞調最多的詞人，打破了小令佔據半壁江山的局面，爲慢詞的發展奠定基礎。
晚清文人陳銳曾說：“獨柳三變無人能道其隻字已”。可見柳永是宋詞體制創新的大功臣，亦是詞史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文人。然而，柳永之所以備受歷史大家非議，主要原因在於柳永詞具有“雅俗並陳”的特徵， 作品內容具有矛盾性。
這就導致文人雅士們在貶低與排斥柳詞“向俗性”的同時，又忍不住誇耀柳詞清麗婉約的特徵以及柳永高超的作詞能力。其實，“雅俗之辨”是貫穿古代文學史上永遠無法解決的議題。“雅”與“俗”都不是絕對概念，也並非完全不能融合，柳永詞便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可這打破了文學大家的固有思維，因而柳永便成了格格不入的衆矢之的。
《說文解字》中記載：“俗，習也”，指的是人們日常的生活習慣。
《周禮·大宰》有云：“禮俗，以馭其民”。其中，“禮俗”指的是婚嫁喪葬等風俗習慣。
後來，“俗”又被引申爲平民與大衆文學，與上層階級的精英文學以及高雅文化相背離。《釋名》中記載：“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由此可見，“俗”被蒙上了一層貶義的色彩。而後，“俗”還被作爲衡量文人的人品是否高尚的重要指標。士大夫階層認爲“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若一個人只會些俗文，那麼其人品亦是同文章一般低俗。
對於“俗人”主觀性的輕蔑與歧視也會影響對其作品內涵的客觀判斷，因而“俗人”寫的“俗作品”，不再只代表平民階層，更多了一絲不屑與否定的含義。《說文解字》記載：“雅，楚烏也”。“雅”最早指的是一種來自秦地的鳥類，因“雅”與“鴉”同音，在古代都發“烏”音，而“烏”又是秦地獨有，因而“雅地”也成了“秦地”的代名詞。
先秦時期，人們便開始追求“雅”的境地，將音樂稱爲“雅樂”，將正統言論稱爲“雅言”，連《詩經》中也有“大雅”與“小雅”之分，可見周人以“雅”爲正統，且側面襯托出對“俗”的貶低。
《夢溪筆談》中記載：“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爲燕樂”。燕樂即地方民歌與西域胡曲相結合的樂曲，被世人稱作“俗樂”。
詞與俗樂相似，都產自民間，是民間新型的文學樣式。初唐晚期，詞被當做“豔科”以及茶餘飯後的消遣。五代十國時期，詞乃文人臣子逢迎上意之作，主要服務於皇室貴族，而詞的風格也從樸素活潑轉變爲明豔綺麗。
宋朝初年，詞的發展停滯不前，仍未形成鮮明的時代特徵。直至歐陽修等人初登文壇，詞才彰顯出獨特的風貌，而宋詞在柳永手中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兩宋的詞壇對“俗”與“雅”做了不少界定，張炎在《詞源·雜論》中寫道：“音律所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二者得兼，則可造極玄之域”。
由此可見，“協音”是一件高要求、高標準的事，普通人難以做到。而柳永在有紮實文學功底的基礎上又掌握了豐富的音律知識，就協音律方面，柳永不可謂稱爲“雅”。然而，北宋正統文人尚雅抑俗，對於柳永以俗爲美的詞不僅不欣賞，反而百般牴觸，這就造成了柳永詞“雅俗並陳”的矛盾點。
二、“雅俗並陳”的柳永詞
1.選材上的“雅”與“俗”
在詞的選材上，柳永不拘於俗禮，開創了傳統詩歌領域的選材範疇，耗費大量篇幅描寫歌妓、平民的市井生活與愛情故事。柳永的愛情詞共有149首，除了寫給妻子的三首的羈旅愁思詞外，餘下的皆是表現底層女子的生活以及愛情的詞。
這些詞都被歸類爲“淫詞豔曲”，且被傳統士大夫譽爲低俗不堪的文學。柳永常以“男歡女愛”爲主題作詞，取材於底層市井的花街柳綠之間，且詞作還貫徹“以俗爲美”的理念。
例如，柳永在《定風波·自春來》中寫道：“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表現了世俗女子對於愛情的瘋狂追求以及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之情。不過，柳永詞的取材也不僅僅侷限於世俗愛情，也涵蓋着上層文人所熱衷的“雅”。柳永的多篇詞描繪了北宋都市繁華熱鬧的社會生活，頗受尚層士大夫地讚賞。
例如，柳永在《迎新春·嶰管變青律》中寫道：“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少男少女談情說愛、百姓生活安寧富庶的景象。除此之外，柳永在詞的選材上也在朝着“自我化”的方式發展。柳永之前的詞與小令大都抒發了女主人公的離情別緒，而柳永則開始注重對個人情感的抒發。
例如，柳永在《鶴沖天·黃金榜上寫“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由此可見，柳永並不滿足於普通的進士及第，他的最終目標乃是奪取殿試狀元。而在科考落榜、理想落空後，柳永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故意要過一種爲封建士大夫深感不齒的無拘無束的浪蕩生活。這首作品抒發了柳永的狂放不羈以及樂觀豪邁。
綜上，柳永的詞在選材上具有雅俗並存的特徵，既有展現市井歌妓生活的情感愛情詞，也有展現城市繁榮熱鬧的都市遊仙詞，同時還開創了部分羈旅行役詞。
2.語言上的“雅”與“俗”
柳永長期生活在民間，且常混跡於秦樓楚館之中，結交的好友多來自底層階級，諸如歌妓、店家、泥瓦匠等。
而這些底層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式柳永創作詞的源泉，柳永以爲秦樓女子寫詞作曲爲生，因而柳永詞的內容多爲民間的俚語與俗語，更爲貼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徐度在《卻掃篇》中雲：“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可見上層統治階級、知識分子與下層階級的市井百姓的審美情趣截然不同。
柳永詞因“多雜以俚語”而不受文人雅士的待見，卻備受百姓的喜愛。柳永詞中的俚語不勝枚舉，《樂章集》中便大量使用俚語。諸如，直恐、怎生、無端、自家、消得等俗言。這些俗語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略顯粗俗，但在柳永精心的加工下，竟能與寫景抒情交相輝映，盡顯新奇之意。
此外，俚語具有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生動活潑的特徵，因而柳永的詞風自然也形成了明白曉暢、親切自然的特點。柳永詞在語言方面的“雅”體現在用典的手法上。柳永引用的典故多爲世人熟知的歷史人物或故事。
例如，柳永在《合歡帶》中寫：“便覺韓娥價減，飛燕聲消……檀郎幸有，凌雲詞賦，擲果風標。”
該詞接連引用了戰國歌女韓娥、“環肥燕瘦”中的趙飛燕、西晉文學家潘岳以及司馬相如等四人的故事。據不完全統計，柳永的《樂章集》中共有七十餘首用典詞，而用典的次數早就過百，足以見柳永擁有文通古今的文學素養以及高超的語言駕馭技巧。
此外，典故的大量使用不僅增加了詞的文化底蘊，也拓寬了詞的表現形式。柳永開了古人在寫詞中用典的先河，使詞這種附庸於音樂的文學體裁由俗轉雅的重要標誌。且柳永的用典增強了作品的氣質與感染力，更打破了與士大夫之間的文化隔閡。
結語
綜上，柳永在詞的選材內容、語言表達上都略顯俗氣，單他卻憑藉高超的文學素養、傳奇的人生經歷、超越階層的人文關懷將束之高閣的雅詞引入繁華熱鬧的市井生活之中，又將平凡的民間文化取代了可望不可及的貴族文化。
如此變雅爲俗，化俗爲雅，讓俗詞達到了高超的境界，達到雅俗並陳的維度，恐怕只有柳永能夠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