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鬱廉(1914—2010)一生充滿傳奇。前半生爲中國首位戰地女記者，後半生師從黃君璧，成爲卓有成就的女畫家。讀《白雲飛渡》，不禁神往張鬱廉的風采，宛若張充和、齊邦媛一流人物。
《白雲飛渡》原爲張鬱廉寫給兒孫的自傳，經過旅美作家劉荒田的文字潤色，再由張鬱廉的公子孫宇立選出近百幅珍貴的老照片，印成一本精美的傳記。杜南發在《序言》中說：“整部文稿是一份自傳，是一位知識女性在那個新舊交替社會的真實人生，更是那個風雲激盪大時代的一個剖面。淡淡的筆觸，娓娓敘述着一個大時代的苦難和悲辛，戰爭生活的殘酷，一個個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讀來令人感慨良多。”
張鬱廉1914年在哈爾濱出生。父母爲她取名“聚聚”，後來父親告訴她這個名字的寓意：“他厭倦了離亂的生活，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但是，事與願違，我們的家不但沒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麼徹底，那麼悲慘!”
張鬱廉的養母瓦娃是白俄貴族，將她從兩歲撫育到十九歲。晚年張鬱廉回憶：“當我冷靜、仔細地回首一生遭際，深深感到，在寄養家庭度過的10多年，從懵懂無知的兩歲直到高中畢業，瓦娃的愛護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階段是何等珍貴。可以說，有今日的我，我這個人尚有可取之處，能受到子孫和朋友們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賜。”
1934年9月1日，張鬱廉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報到。選科時除專業外，可側重某學科作爲副修，張鬱廉主修教育，副修新聞。她選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講授的“心理學”。這位教授特別提醒學生，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達到“目的”的途徑或工具，但人們往往把“手段”誤當成“目的”。他舉了個淺近的例子：週末，三五同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紓緩身心壓力，娛樂一番，最後決定進城看場電影、逛街。走到校門口，發現最後一班校車已離去，不能進城，電影看不成了。這時，有的同學聊天、下棋或打球、遊湖，一樣愉快。另外兩個同學則爲了看不成電影而失望、氣憤，掉頭返回宿舍，整個晚上悶悶不樂。人生途中常會遇到挫折和失敗，挫折和失敗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爲達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變的。重要的是要認清自己的“目的”。
在燕京大學，張鬱廉認識了周光瑚。在書中，周光瑚的故事還有後續：“她抗戰前離開燕大到英國留學，繼續讀醫科。政府宣佈對日抗戰時，她放棄了在英的學業，返國參加抗戰，在輪船上遇到年輕英俊的軍官唐保黃，兩人一見鍾情，返抵國門就結婚了。唐在重慶軍事機關服務，光瑚在家看護初生女兒蓉梅。那一段時間我們常常見面，也十分談得來。不久，唐保黃被派到倫敦，任我國駐英使館武官。我結婚時所穿的棗紅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藍色鞋等物，就是光瑚託人從英國帶給我的。抗戰勝利後，唐保黃先回國就任某師師長職務，被派赴瀋陽附近打虎山駐防。他赴任前曾來看我們，對新職表示滿意，但對駐防‘打虎山’有些疑慮，他說：‘我屬虎，派駐打虎山好像不太妥當。’果然，上任不久死於國共內戰。光瑚沒有馬上回來，留在英國讀完醫科，獲醫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曾在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行醫，並以‘韓素音’爲筆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寫的小說，其中《生死戀》一書轟動一時，後被好萊塢拍成電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設於漢口的蘇聯塔斯通訊社擴充業務，增加工作人員，而張鬱廉的條件正適合：會俄語，大學副修新聞。經朋友推薦，馬上被錄用了。當時張鬱廉已借讀國立武漢大學，只好申請休學。
1937年年底，張鬱廉初到漢口蘇聯塔斯通訊社上班，社長羅果夫先讓她學習使用俄文打字機，然後讓她把每日中文報紙上的消息翻譯成俄文。
戰雲密佈之際，莫斯科塔斯社總社派來數位軍事記者，社長羅果夫就分配張鬱廉隨同這批記者到徐州戰區，協助採訪。張鬱廉寫道：“我們到過的最前線，是槍林彈雨中的國軍旅部。
在槍炮聲中，旅長覃異之接見我們，詳細講解、分析前線的戰況，不厭其煩地回答記者們提出來的問題。我們離開旅部時，旅長覃異之對我說：‘你是到最前線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記者，使我敬佩。這支德制勃朗寧小手槍送給你，需要時拿來自衛。’我帶着這支小手槍，輾轉於魯南、湘鄂、長沙、武漢、重慶，到成都燕京大學續讀大學四年級時才賣掉，錢拿來作路費和學費。”一路的戰地採訪，在張鬱廉筆下，真實而讓人驚心動魄。
1939年，張鬱廉一行到了延安。她回憶：“我們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積不小的窯洞，有數間臥室和客廳，牆壁是石灰粉刷過的，牆上掛着列寧和毛澤東像，有電燈和軍用電話。抗日大學坐落在招待所山腳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是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徵的羅瑞卿，他接見了我們。每天早晨天初亮，聽到抗大學生在操場上洪亮的歌聲。雖然我沒有機會採訪毛澤東，但他接見了我們。在一場露天演講會上，和他握過手，並坐在人羣中聽他講話。也看到年輕活潑的江青，她梳着兩條短辮子，手拿照相機，跑來跑去給毛澤東拍照。”
1940年6月，張鬱廉離開了蘇聯塔斯社，於1943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學畢業。1943年9月起，張鬱廉加入中央通訊社，社長是蕭同茲。“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採訪戰地新聞的女記者”——這是當年蕭同茲對張鬱廉的稱譽。
1944年，張鬱廉和孫桂籍結婚。孫桂籍33歲，張鬱廉30歲，相識已整整22年。
1947年，孫桂籍被任命爲長春市市長。到任時，長春外圍仍在林彪大軍重重包圍中，鐵路及公路交通中斷，軍糧、軍餉都靠空中補給。孫桂籍時年36歲，市民多以“青年市長”稱之。張鬱廉寫道：“由於燃料供應中斷多時，庫存告罄，只好停止發電。停電前，桂籍通知工務局將所屬的數十輛電車停在車庫。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務局長、同學兼好友孫宏濟是潛伏的地下共產黨員，他提早停電，故意把電車如棋子般停在市區要道，阻礙交通。”原來“潛伏”的故事，確是史實。
1949年，孫桂籍和張鬱廉一家赴臺。1950年年底，張鬱廉到溫州街十八巷師大宿舍拜見黃君璧，行禮如儀後，成爲黃君璧的最早期門生之一。張鬱廉的後半生進入了藝術的世界。
張鬱廉這本自傳原來只是寫給兒孫看的，無出版之意，故後半生的故事並沒有寫完。於是，她的兒女孫宇立、孫宇昭補記：“1980年代中期起，母親無論在臺灣、新加坡還是出國旅行，都帶着筆記本，常靜坐一隅沉思，記筆記，着手寫下了這本回憶錄。母親原是一介平凡小女子，在動盪的大時代，親歷悲歡離合、國破家亡的民族悲劇，在無奈的隨波逐流中掙扎求存，終於譜就她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