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是個怎麼樣的人?對於鄭國的治理他有三大思想!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這是法家最根本，也是最強烈的治國信念。這種的觀點，濫觴於春秋時期的子產。
我們都知道，隨着時代的進步，墨守成規者將難以突破困境，甚至無法生存。春秋時期，子產作爲積極獻身於鄭國的政治家，在掌握鄭國政權後，他面對時代困境所展現出來的面貌，也符合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歷史變化觀點。
然而，子產並沒有著作傳世，因此欲探究子產的思想和實踐，所能依據的資料只有春秋時期的一些零星記載。根據這些記載，筆者得出三點結論：第一、子產極力維護鄭國的國家利益;第二、子產對於“禮”的形式，有着與衆不同的看法;第三、子產的“鑄刑書”一事，對後代法家的發展有巨大的影響。
從這三點，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子產秉持着一種“進化”的歷史觀點。那麼，筆者就來剖析一下這三個結論。
鄭國的國風民情
欲瞭解子產的思想和實踐，應當先了解當時鄭國的國風民情。春秋時期，鄭國“國人”的勢力擡頭，他們在鄭國政治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其中的商人，他們逐漸能夠以財富左右鄭國的政治局勢。
那麼，爲什麼鄭國的商業如此發達?筆者認爲，原因有以下兩點：
一、鄭國的自然環境惡劣。鄭國先天環境多“山林之地”，可謂“土狹而險，山居谷汲”。正因農耕之地不足，所以無法開展大規模的農業活動，只能另闢蹊徑。
二、鄭國的地理位置較好。鄭國北接晉，南鄰楚，西通周、秦，東有魯、宋、齊。這樣優越的位置，給鄭國的商業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東周列國·春秋篇》弦高劇照
由此可見，當時的鄭國是一個商業形態的國家，其國內商人勢力很強。我們很熟悉的“弦高犒師”，就發生在鄭國，這證明了商人在鄭國掌握着一部分的話語權，且勢力龐大。從鄭桓公受封之後，單獨與商人盟誓“共處之”，也可以看出鄭國君主對商人的重視程度。
我們都知道，商業的迅猛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弊端就在於——商業社會結構較爲複雜，而且統治者無法憑主觀意志使商人全面平服。
那麼，究竟該如何“以簡御繁”?怎樣才能妥善地處理這些社會關係?這就成了鄭國執政者亟待解決的難題。
子產積極維護國家利益
子產的政治思想和實踐，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至上主義”。對他而言，國家主權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在春秋時期，倘若一個諸侯國的主權長期受到侵害，那麼這個諸侯國就不能被稱爲是一個自主的國家。也就是說，內政能否自主，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衡量標準。
子產是一位極其重視國家利益的執政者，他把“國家至上主義”作爲對抗強國欺凌的一項利器。衆所周知，先於子產的管仲，曾爲了“霸天下”而建議齊桓公“三其國五其鄙”，子產執政時也使鄭國“廬井有伍”。由此可見，哪怕鄭國國力微小，他仍有“有備無患”的覺悟。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和管仲劇照
我們都知道，子產執政時，鄭國無力對外開戰，也就是說，子產無法擁有“武功”。那麼，子產對內有何“文德”呢?
司馬遷評價子產：“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筆者認爲，子產“仁愛人”的表現，是他作爲執政者，對鄭國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讓步。
正所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從子產不毀鄉校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仁”。當鄭國人民在鄉校議政、然明建議毀鄉校時，子產不僅接受了“庶人議政”的事實，還給予了鄭國人民理論上的依據——“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也正因如此，此事被傳爲了“千古美談”。
子產一直保留着鄉校，把它作爲了解民意、知曉民心的重要渠道。他集思廣益，並以民衆的好惡、褒貶爲鏡，有針對性地調整國家的大政方針，糾正自己的言行舉止。
筆者認爲，子產之所以對百姓讓步而不廢鄉校，是因爲他擔心“犯衆怒”的後果，也就是說，他是爲了“小決使道”和“聞而藥之”。然而，子產的執政看似開明，但如果人民的意志與國家的利益相牴觸，他捍衛國家利益的態度仍然是堅決的。由子產“作丘賦”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子產爲增加國庫收入，而“作丘賦”，此舉加重了鄭國人民的稅賦負擔。可想而知，鄭國人民當然不會高興。
面對鄭國人民的毀謗，子產的態度是堅定的，他貫徹了自己既定的政策，絲毫沒有讓步。我們都知道，子產之所以“作丘賦”，乃是由於晉、楚兩國索取無度，給鄭國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然而，大多數鄭國人民並沒有看到這一點，所以“作丘賦”的政策自然造成了他們的“反彈”。其實仔細想想，就會明白“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的道理。也就是說，如果此舉是有利於國家的，那麼國民就不應該計較個人的得失。
對子產來說，國家求生存的長遠利益不容絲毫妥協，所以此時不能縱容鄭國人民，如若不然，鄭國就要滅亡了。
縱觀子產的一生，他用心良苦，卻經常處於兩難的境地。他既要強調國家的利益，又不能忽略人民的利益。正因如此，他對然明的“視民如子”大家讚賞，又批評陳國“不撫其民”、將會導致亡國。
然而，當兩者發生衝突的時候——譬如子產“作丘賦”事件，究竟要如何避免或緩和這樣的衝突呢?對於這個問題，似乎沒有具體的文獻可以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子產執政時，鄭國人民都抱怨他，還批評他“取我衣冠、取我田疇”;當子產執政三年後，鄭國人民卻感激子產，他們唱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
由此可見，對鄭國人民短暫的不利，卻對鄭國長遠的發展大爲有利。子產的舉措得到了時間的驗證，使鄭國人民蒙受其利。
子產死時，“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從這種情況來看，至少可以推測出子產“作丘賦”之舉，似乎得到了鄭國人民一定程度的肯定。
子產重視“禮”的實質
我們都知道，“德”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德”的具體形式，就是“禮”。
在筆者眼中，早於子產的管仲要求齊桓公“尊王”，其實就是要他恪守對天子的“禮”。從管仲到子產，春秋的局面已經從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變成各諸侯國奪話語權的局面，此時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更加複雜。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國的利益便是來自於對小國的蠶食與剝削。由此可見，“德”與“禮”，已經不再是大國對待小國的態度了，然而，對於小國而言，“德”與“禮”，卻是其得以生存的理論根據與“護身符”。
《東周列國·春秋篇》管仲劇照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子產以“德”與“禮”來牽制和敷衍大國;另一方面，子產要求大國應對鄭國有“禮”。這兩點，由子產婉言相勸範宣子停止“重幣”一事，和他到晉國“盡壞其館之垣”一事，就可以得到證明。
而子產在鄭國國內對“禮”的具體運用，就是他對國內諸大夫進行了一系列的約束。管仲曾經以“禮”尊周天子，而子產卻是以“禮”尊鄭君。至於他後來棄“禮”而“鑄刑書”，實質上也是對大夫權力進一步削弱。
子產“鑄刑書”
子產一生最特殊的作爲，就是“鑄刑書”一事。他雖然推行了這個措施，但其理論的建立，並不是由他完成的，而是後來戰國的韓非子。
由於“鑄刑書”是件劃時代的大事，也是對傳統“禮”的一種挑戰和否定，因此引起了貴族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
其中，最激烈的反對呼聲，來自於“古之遺直”叔向。衆所周知，叔向崇尚“禮治”，他面對“鑄刑書”一事，自然會從“禮”的立場發言。大膽分析叔向的心理，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叔向眼中，“法”是掌握在貴族手中的刑律，這也是國家的“祕密檔案”，而子產卻想要把它公之於衆!如果人民知道了法律的具體內容，那麼將會依法與上位者爭論不休，如此一來，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就蕩然無存了，“禮”也會跟着消亡，這還了得!
從叔向警告子產的話——“國將亡，必多制”、“鄭其敗乎”，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然而，子產卻坦言“吾以救世也”。
何其無奈!
筆者認爲，子產“鑄刑書”之舉，固然對舊貴族不利，但這卻是必須要做的。如若不然，將再也無法維持鄭國的秩序了。
子產的舉動，就是一顆“強效救心丸”。他強迫着“千瘡百孔”的鄭國服下了這顆“猛藥”。
遺憾的是，子產“鑄刑書”所規定的刑罰，其具體內容現今已不得而知。但從子產的治國理念中，可以知曉其已有法家的傾向了，這也正是新時代法家思想即將產生的徵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