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時代,以大久保利通爲代表的日本政府方面和以西鄉隆盛爲代表的反政府方面,雙方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是一致的,但是側重點不同。從日本當時所處的環境、文化氛圍、各自的家庭生活環境、他們的經歷來論述治國思想不同的原因。闡述了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治國思想對日本近現代化歷史的影響。
在明治時代,日本政府方面(藩閥支配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和反政府方面(民間的自由民權主義者),雙方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是一致的,昭和時期的著名記者大宅壯一,在他的著書《流動火炎》中,對日本近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心進行了精闢的分析,他說:“明治以後(更確切應該是明治以前),對於日本的民族主義和愛國心來說,在傳統上就不認可美國‘門羅主義’那樣的孤立主義。它的重要特色是:無論什麼時候都與半和大陸相關聯,在日本,無論是個人還是集團,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敏感度都很高。這是因爲它與半島和大陸的關聯性很強。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的統一纔剛勉強完成,西鄉隆盛等人就出籠了《徵韓論》,又使日本再次陷入內亂狀態,這是都與日本的民族主義和愛國心分不開。”只是前者把重點放在國體的存續上,而後者把重點放在國家的發展方面。在明治時代前期,雙方的這種對照特別明顯,具體表現在: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 盛治國思想的不同。
治國思想不同的原因
當時日本所處的大環境
十九世紀的江戶時代末期,日本放棄了傳統的閉關自守體制後,在日本應該怎樣維持獨立的問題上,出現了政治上的混亂,在支持幕府、支持朝廷、支持攘夷和支持對外開放的四股勢力中,最後支持朝廷和對外開放的勢力取得了勝利。這兩種勢力的勝利及其爭論對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當時代表性的政論家之一的山田方古主張日本爲了抵禦俄羅斯、歐洲、美國的侵略和自衛,應該攻佔朝鮮半島和滿洲,將其變成日本的緩衝國,並攻擊中國的必要部分兼併臺灣。而西鄉隆盛本人就很崇拜山田方古,因此他的治國思想上很大程度上受此影響。這也是西鄉隆盛堅持徵韓論的原因之一。
相對而言,大久保利通受蘭學影響比較重,所謂蘭學,即指荷蘭的文化、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文化。十九世紀中期,蘭學在日本境內非常盛行,當時荷蘭是唯一一個與日本通商的西方國家, 日本與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斷絕了來往,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蘭學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在日本發展非常快,在西洋學的發展中起過劃時期作用的是杉田玄白,他曾就蘭學得迅速發展這麼說:“實爲漢學開發了人的智慧和見識之後而出現的。”在蘭學勃興前約三十年,荻生徂徠說“學問不外廣收博覽,以擴一己之見,科學技術各個領域的研究可以成爲一種學問了。”當時從荷蘭來的技術團幾乎承擔了全國的河川,港灣的工程。如樊多倫搞大阪、福岡、長崎的港灣建設和治理澱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