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進程就像一個不停擺動的大鐘，這個比喻再恰當不過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熱衷於藝術和文學，並不重視宗教。而到了宗教改革時期，這種情況就截然相反了。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當然，你們肯定聽說過宗教改革。你可能會想到一小羣清教徒漂洋過海，只爲尋找“宗教信仰自由”。隨着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在信奉新教的國家裏)，宗教改革逐漸演變成“思想自由”的代表。馬丁·路德就是這場進步運動的領袖。但歷史並不只是對偉大祖先們的吹捧，用德國曆史學家朗科的話來說，我們應該努力找出“究竟發生了什麼”，然後我們就會發現，過去我們認爲理所當然的事情，如今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人類的生活中，沒有什麼絕對的好與壞之分，黑白之分也沒那麼明顯。作爲一名誠實的編年史家，他的任務就是翔實地記錄歷史事件的積極與消極影響。但每個人的好惡不同，所以這件事做起來非常困難。但我們應儘量做到公平公正，不讓個人的偏見對歷史造成太大的影響。
以我自身爲例。我是在一個新教國家的新教中心長大的。直到12歲，我才第一次見到天主教徒，那時我覺得很不自在，還有點害怕。我聽說過那個故事，當時的阿爾巴大公爲懲罰信奉路德教派和加爾文教派的荷蘭異教徒，便下令西班牙宗教法庭將上千名新教徒燒死、絞死或五馬分屍。這些對我來說都太過真實，就好像昨天剛發生過一樣。也許會是另一個慘劇：在一個聖巴託羅繆之夜，瘦小而可憐的我在睡夢中被殺害了，屍體還被扔出窗外，就像發生在高尚的科里尼將軍身上那樣。
多年後，我到天主教國家生活了幾年。我發現那裏的人民更溫和、更寬容，也和我家鄉的人民一樣聰慧。讓我更爲吃驚的是，天主教內部也在進行宗教改革，其力度和新教不相上下。
但那些生活在16～17世紀宗教改革時期的良民並不這樣認爲。他們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敵人永遠是錯的。要麼絞死敵人，要麼被敵人絞死，雙方都更願意去絞死對方。但這不過是人的本性罷了，沒有必要去責怪他們。
當我們把歷史翻到公元1500年這一頁的時候(這個年份很好記)，我們會看到，查理五世在這一年降生了。在幾位高度中央集權王國的聯合統治下，中世紀逐漸擺脫了混亂無序的狀態。儘管當時的查理大帝還只是個襁褓中的嬰兒，但他是最有權勢的一位。他是斐迪南與伊莎貝拉的外孫，也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後一位中世紀騎士馬克西米利安和“勇敢者”查理的女兒——瑪麗——的孫子。“勇敢者”查理就是野心勃勃的勃艮第大公，他成功打敗了法國，卻被獨立的瑞士農民所殺。
因此，幼時的查理繼承了世界上最大的一塊版圖。這片廣袤的土地包括查理在德國、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及西班牙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叔叔、堂兄及姑媽們的封地，還有他們在亞洲、非洲和美洲所擁有的殖民地。命運總是有些諷刺，查理出生在根特的弗蘭德斯城堡，而德國人在不久前佔領比利時之後，曾把這座城堡當作監獄。查理雖身爲德意志和西班牙的皇帝，接受的卻是佛蘭芒人(即荷裔比利時人)的教育。
查理的父親過世後(有人說他是被毒死的，但這一點無從考證)，母親發了瘋(她帶着裝有丈夫屍首的棺材，在自己的領地內四處遊蕩)，於是小查理便在姑媽瑪格麗特的嚴厲管教下逐步成長。查理慢慢長成一個地道的佛蘭芒人，是天主教的忠實信徒。他要統治德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100多個大大小小的民族，但各族宗教之間的互不容忍卻讓他很惱火。
不管是在童年時期還是在成人後，查理都是個非常懶惰的人。但命運偏偏要捉弄他，讓他統治一個處在宗教狂熱期的世界。他總是四處奔波，從馬德里趕往因斯布魯克，再從布魯日奔赴維也納。他熱愛和平與寧靜，卻總是身處戰火之中。人類的相互仇視和愚昧讓查理感到極度厭惡。終於，在55歲那年，他拋棄了人類。3年後，他與世長辭，筋疲力盡、失望透頂。
查理大帝的故事就先說到這裏。那麼，教會作爲當時第二大實力集團又發生了什麼呢?自中世紀早期起，教會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開始致力於征服異教徒，向他們展示虔誠與正直生活的好處。首先，教會變得非常富有。教皇不再是一個卑微的基督教徒的牧羊人。他住進了寬大的宮殿，身邊圍繞着一羣藝術家、音樂家和知名文學家。
他的教堂裏掛滿了嶄新的聖象，看上去更像希臘的神祇，但這完全沒有必要。教皇既管理國家又欣賞藝術，但二者所佔的時間比例相差很大。處理國家事務大概只佔用他10%的時間，而其餘90%的時間，他都在欣賞古羅馬雕塑或新出土的古希臘花瓶，設計新的避暑樂園，或出席某出新劇的首演。
大主教和紅衣主教們競相效仿教皇，主教則竭力模仿大主教。只有遠在鄉村的教士仍然盡忠職守，他們遠離世俗的邪惡以及異教徒們對美和舒適的追求。很多僧侶似乎忘記了謹守淳樸與貧窮的古老誓言，只要不招惹民憤，他們就盡其所能地享樂，修道院也因此而腐敗墮落。但對於這些，鄉村的傳教士都敬而遠之。
最後，讓我們看看老百姓都在幹些什麼。他們過得比以前好得多。他們更加富有，住進了更寬敞的房子，孩子們也能到更好的學校讀書，城市也更加漂亮。他們手中的火槍讓他們能與老對手——強盜一樣的諸侯相對抗，強盜們再也不能輕易對老百姓的貿易徵收稅款了。關於宗教改革的主角，我們就說到這裏。
現在讓我們看看文藝復興對歐洲造成了哪些影響，這樣你就能理解爲什麼新一輪的宗教熱會隨着學術與文藝的復興而興起了。文藝復興最早發源於意大利，隨後傳到了法國。在西班牙卻並不成功，因爲與摩爾人之間500年的戰爭讓百姓變得目光短淺，對宗教異常追捧。文藝復興不斷向外傳播，當它傳到阿爾卑斯山的另一側之後，其本質發生了變化。
北歐的氣候與南方截然不同，當地人的生活態度也與南方人有着天壤之別。意大利人住在陽光燦爛的戶外，每日縱情歡笑，放聲高歌，不亦樂乎。而德國人、荷蘭人、英國人和瑞典人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屋裏，靜靜聆聽雨水拍打窗戶的聲音。他們不苟言笑，對待所有事情都嚴肅認真。他們非常在意靈魂的永生，也不喜歡拿神聖而純潔的東西來開玩笑。
他們只對文藝復興中“人文”的部分感興趣，例如書籍、關於古代作者的研究、語法以及教材等。但他們害怕文明會重回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樣子，儘管它是文藝復興運動在意大利的主要成就之一。
教皇和紅衣主教幾乎全是意大利人，他們把教會變成一個俱樂部，人們會在那裏談論藝術、音樂和戲劇，卻很少提及宗教。因此南北歐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北方人嚴肅認真，南方人高雅文明又易於相處。但當時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差異會給教會帶來巨大的危險。
還有些小的歷史原因能夠解釋爲什麼宗教改革發生在德國而非瑞士或英國。自古以來，德國人就對羅馬教會積怨頗深。日耳曼皇帝與教皇之間無休無止的爭吵，讓雙方都深陷痛苦之中。在歐洲的其他國家，政權牢牢掌握在強大的國王手中，統治者能夠保護臣民不受教士的侵擾。
但在德國，國王沒什麼實權，還要統治一大幫不安分的小封建主，所以善良的臣民更容易受主教和教士們的擺佈。文藝復興時期，僧侶們想盡辦法聚斂錢財，爲迎合教皇們的喜好而修築宏偉的教堂。德國人覺得自己被騙了，自然對教會極爲不滿。
但還有個很少有人提及的原因——德國是印刷術的起源地。在北歐，圖書非常便宜，《聖經》已不再是教士才能擁有並講解的神祕手抄本。只要父親與孩子能夠讀懂拉丁文，《聖經》便會成爲千萬家庭的大衆讀物。從前，普通人是不能閱讀《聖經》的，這有違法律，現在所有人都可以讀《聖經》。他們發現，教士曾經傳授給他們的教義與《聖經》的原文有很大出入。這引起了人們的懷疑，人們開始提出問題。而問題一旦得不到解答，通常便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於是，北方的人文主義者向僧侶們發出攻擊。他們在內心深處還十分敬畏教皇，不敢將矛頭直指這位神聖的人物。而那些每天躲在富麗修道院內懶散無知的僧侶則成爲人們的攻擊對象。
極爲有趣的是，這場戰爭的領導者是基督教的忠實信徒——傑拉德·傑拉德佐，人稱“渴望的”埃拉斯姆斯。他出生在荷蘭鹿特丹一個窮人的家庭裏，在德文特的一家拉丁學校念過書，好兄弟托馬斯也曾就讀過這所學校。他成爲一名教士，在一家修道院居住過一段日子。
隨後他遊歷了許多地方，把所見所聞寫成了一本書。當他開始從事暢銷小手冊的創作時(就是我們如今稱爲時評作家的角色)，整個世界都被《一個無名小卒的來信》中諸多搞笑的匿名書信逗樂了。在這些書信中，埃拉斯姆斯把德語和拉丁語混在一起，以打油詩的形式描述了中世紀晚期愚蠢又自大的僧侶形象。
埃拉斯姆斯本人是一位知識淵博又嚴肅認真的學者，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他先是修訂了《新約·聖經》的希臘原文，又把它翻譯成拉丁語。但埃拉斯姆斯和古羅馬詩人賀拉斯一樣，堅信沒有任何事情能阻止我們“微笑着闡明真理”。
1500年，埃拉斯姆斯去英國拜訪托馬斯·摩爾爵士，其間他抽出幾周時間撰寫了一本有趣的小冊子，叫作《愚人的讚美》。在書中，他大膽運用世界上最危險的武器——幽默，抨擊了僧侶及其荒唐的追隨者。在16世紀，這本書成爲最暢銷的作品，幾乎被譯成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這讓人們把目光投向了埃拉斯姆斯創作的其他圖書中。在這些書中，他呼籲禁止教會濫用職權，並號召其他人文主義者加入到復興基督信仰的隊伍中來，助他一臂之力。
但這些完美的計劃只是紙上談兵。埃拉斯姆斯太過理性和寬容，無法取悅大多數教會敵人。他們需要的是一位更具活力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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