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寫了什麼?我們可以從宋朝的改革中學到什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一
楊萬里有詩云：“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空喜歡。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
歷史就是如此，克服了一個問題，則必然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正因爲求安穩，所以發揮治理者的能力並不是第一位的考量。我們大致可以說，宋以前的問題是一部分治理者(特別是大土地貴族)不受約束“胡爲”的問題，而以後的問題則是作爲治理者的士大夫較爲普遍的“無爲”，即不能幹事、不敢幹事、不想幹事的問題。
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過度中央集權和追求穩定帶來的“負外部性”。
而王安石最早看到了這種負外部性，所以他的觀點可以說是與司馬光完全相反的。他認爲，對治理者來說，“能力”是第一位的，這種能力主要是指“財政能力”。
像宋代的許多宰相一樣，王安石也是由“三司”這個主管財政的部門晉身的，這反映了一種情況，就是隨着城市和商業的發展，國家的財富進一步增加了。
既然比起前代“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那麼，如何應對、駕馭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從而使國家財力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則從根本上體現了官員的能力，也必然需要充分發揮治理者的能力。
二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
王安石自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起開始推動著名的變法改革，列寧稱他爲11世紀的偉大改革家。其實，早在宋仁宗趙禎時期，王安石就給仁宗皇帝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進行系統變法的萬言書。
在這篇札子中，王安石認爲，一切變革的主體都是人，變革成敗的關鍵就在於怎樣選人、用人，而選人、用人的基礎則在“培養什麼樣的人，如何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
與柳宗元一樣，在官員的各種能力中，王安石極爲強調“理財”的能力。
王安石認識到，郡縣制的完善，從經濟方面說，乃是一個推動農耕的“勞役制國家”向比較注重商業、手工業發展的“財政國家”轉變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可謂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轉變”的先聲。
今天看來，王安石的對立面所反對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財”，而是王安石的“爲國理財”。在他們看來，“爲國理財”就是“聚斂”，而放任個人發財則是“天理”。
國家發展經濟會導致“與民爭利”。這裏的“民”，不是指平民，而是指“豪民”和豪門。
損害了豪民的利益，改革就變成了“多事”，而“順乎天理”，就是自由放任，國家對於經濟不應採取干預的態度，官僚不關心乃至不懂經濟，這樣反而最好。
三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說明，王安石變法絕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改革，因爲王安石的思考是從上層建築入手的，即從教育改革和組織制度改革入手的。
他認爲，教育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礎，從這個角度說，如果僅僅盯住“青苗法”“市易法”等經濟改革的具體措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安石變法的深刻性。
科舉制度乃是宋之上層建築的基石所繫，科舉是在宋代真正確立起來的，科考實際上類似今天的公務員考試。直至今天，高考所採取的如“糊名制度”即爲宋代所發明，高考依舊還是中國最嚴密的制度之一。
不過，王安石這篇文章開篇卻尖銳地批判了宋代的教育、組織、人事制度，深刻指出，宋代的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與發展。
他認爲，建立制度就是爲了使人的能力得到更好的發揮，而宋代的制度非但不利於人的能力的發揮，更可謂是“教、養、取、任皆不得其法”。
所謂“教不得法”，是說學校教學內容無非課試文章，與辦事、治國理政完全脫節。所謂“取不得法”，是說只是以書本知識取人，而缺乏對辦事能力特別是理財能力的歷練考量。加之文武二分，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員都不能承擔邊疆宿衛之任。
不能理財則國貧，不能打仗則國弱。國家沒有真正的人才，因此積貧積弱。(王安石強調周制，尤其強調周的“辟雍”是教騎射的，而宋的學校卻沒有武備教育。)
至於“養不得法”，這是衆所周知的。兩宋320年間，共開科118次，僅拔出進士就達兩萬人以上。與唐代不同，宋代是考中即授官，如此一來，要使官不冗，便是不可能的。
既然官帽子滿天飛，那麼國家財政就難以養官，官俸自然就日益微薄，而在一個城市經濟發達、盛行奢靡之風的時代，官俸微薄就等於縱容官員去貪腐。
所謂“任不得法”，一是考覈、考績流於形式，二是官不久任，這極不利於勇於任事的官員。
以上種種，可謂切中時弊，《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文章的重點其實不是經濟改革問題，而是上層建築領域怎麼選人、用人、培養人。
王安石變法所針對的，已不是柳宗元所論述的中唐以前制度太鬆導致的社會不穩定問題，而是有宋以來機制僵化對於治理能力的束縛問題。
科舉制度在宋代真正確立起來
四
所以說，柳宗元的《封建論》結束了一箇舊時代，而王安石則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新舊兩個時代所面對的問題即使不是相反的，也是完全不同的。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萬言書深刻地表明，宋代社會，人、財、物都積累到一個新的高度，但宋代精心設計的人事制度壓抑了人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因此改革必須從這裏入手。
如果一個治理體系的目標不是發揮治理者的能力，而是消磨其能力，那麼這個治理體系就是有問題的。
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裏是對的，但是把“人才”關在籠子裏，把“改革者”關在籠子裏，進而把社會生產力發展關在了籠子裏，這樣的“籠子”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儘管王安石的改革並不成功(他自己說，改革的目的本是要把學究變成人才，結果卻是使秀才變成了學究)，但他提出的問題是重要的：“培養什麼樣的人，如何培養人”與“選拔什麼樣的人，如何選拔人”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從那時起，中國的改革者就堅信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關鍵。“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而欲定國是，就必須先定教育方針，“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爲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這句話說的就是，組織建設是政治建設的核心，而教育工作又是組織工作的基礎。所以說，王安石的這篇文章非常重要，是人類政治史上一篇極爲重要的哲學社會科學文獻。
王安石塑像
五
同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篇文章不僅對中國重要，而且對人類歷史也很重要。
王安石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從歐亞大陸的視野看，特別重要的是，他致力於打通由西夏遏制的向西的道路，這其實就是要打通河西走廊，恢復漢唐的視野，而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北宋的滅亡，這種努力告一段落。世界歷史的一個階段宣告終結。
對中國而言，如果不能控制河西走廊，那麼中原也就不能再面向西域，更不能北控蒙古高原，南控青藏高原。這樣，對中國而言，中原就成了前哨，於是宋代只能退縮到江南去。
從此，中國就正式走上了“面向東南謀發展的道路”，即中亞不再是中國的“後院”，而我們對於歐亞大陸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事情，總體來說，只有不聞不問的份兒了。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宋代中國，再也望不到玉門關了。
在一個人、財、物完全堆積在東南一隅的大勢面前，宋代的制度設計當然就不是謀發展，而是如何以制度的形式消耗這種文明的堆積。由於大勢已去，王安石的變法終歸是沒有前途的。
一些世界大變革的起點，都可以追溯到北宋的變法。因此，我們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便能夠理解列寧的視野，就能更加理解嚴復先生的話。
中國所有的問題幾乎都可以在宋代找到，一切改革的舉措、靈感、失敗的教訓也都可以在宋代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