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1944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27週年紀念日，被羈押審訊三年的佐爾格(Richard Sorge)在這個早晨被處死。赴死前非常平靜，他深知斯大林絕不會救他。
佐爾格在中國知名度極高。從1930年初到1932年底，佐爾格拿着德國護照，在上海生活工作了近三年，大名鼎鼎的佐爾格小組就是這期間產生的。
佐爾格的傳奇故事在蘇聯、日本和西方都廣爲人知。在日本，他以正面形象三次出現在銀幕上，1961年法、德等國拍攝的電影《佐爾格博士，你是誰?》更是影響巨大。但人們往往把他當成卡薩諾瓦那樣的魅力男人和007式的風流間諜，深入人心的是他的羅曼史和間諜形象。
1964年，赫魯曉夫追授他爲“蘇聯英雄”;1969年民主德國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條街道，並引起東德其他大城市效仿。後來兩國還發行了紀念佐爾格的郵票，充分肯定他作爲共產主義者和國際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功績。可是，籠罩在佐爾格身上的謎團並未散去。
他是蘇聯人，還是德國人?是蘇聯間諜，還是蘇、德雙面間諜?如果是德國人，他怎麼成了蘇聯間諜?若是蘇聯間諜，爲什麼蘇聯沒有任何營救工作?他在東京發出的最有價值的情報——納粹德國馬上要進攻蘇聯，斯大林爲什麼置之不理?這些問題一直聚訟紛紜。
兩個猶太人引導他選擇了共產主義
1895年，佐爾格生於南高加索的巴庫，父親是德國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三歲時隨父母搬回德國，住在柏林郊區利希滕費爾德的一棟大別墅裏。讀完中學，佐爾格踊躍參軍，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然而戰爭卻使他陷入迷惘。1916年他受傷住進柯尼斯堡(前東普魯士城市，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的醫院，在這裏，他愛上了一位護士。
姑娘是猶太人，父親是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與德國社會民主黨關係頗密切。這影響了21歲的佐爾格，他開始瘋狂閱讀德國和俄國的共產主義經典理論。爲了更好理解馬克思主義，他還學習古典希臘哲學和黑格爾哲學。
離開醫院後，他回到柏林，在柏林大學經濟系學習。期間與左派接觸很多，並祕密加入了革命組織。1918年1月退役後，他在基爾大學繼續學習。這裏的經濟學教授庫爾特•格拉赫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格拉赫也是猶太人，出身於富裕的工廠主家庭，是個激進的左派學者。家裏經常聚集着好多學生，討論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
年輕時的佐爾格(左)在一戰中是德軍的一名士兵，得到過二級鐵十字勳章。
年輕時的佐爾格(左)在一戰中是德軍的一名士兵，得到過二級鐵十字勳章。沒多久，佐爾格轉到漢堡大學，並於1919年獲得博士學位。這年春天，格拉赫轉任亞琛大學教授，邀請佐爾格擔任助手。以此爲掩護，佐爾格承擔了共產黨內的很多祕密工作。
也是在1919年，格拉赫與妻子克里絲蒂安訥離婚，原因是佐爾格與師母的私情無法隱瞞下去了。離婚後，佐爾格與克里絲蒂安訥結婚，並搬到了索林根居住。在這裏，佐爾格名義上爲魯爾區的《工人之聲報》撰稿，實際上從事着祕密工作。
爲莫斯科服務：斯大林上臺，他成了犧牲品
1922年10月底，佐爾格來到法蘭克福，遇到莫斯科馬恩研究所的領導雷薩諾夫，據說他是到德國蒐集馬、恩歷史手稿的。佐爾格的叔祖弗里德里希•阿爾貝特•佐爾格曾是第一國際的祕書，與馬、恩多有信函來往，由於這層關係，兩人在法蘭克福相識。這是佐爾格與蘇聯人的第一次接觸。
德國共產黨在法蘭克福祕密召開第九次大會時，佐爾格參與接待第三國際的與會代表。第三國際主要是促使德國共產黨舉行武裝起義，結果沒能成功。會議結束時蘇聯人向佐爾格表示，希望他前往莫斯科工作，他同意了。
1925年，佐爾格與妻子以學者的身份，經柏林來到莫斯科。佐爾格供職於布哈林領導的第三國際，通過正常渠道收集西歐各國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情報。他去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英國，調查分析政治和經濟形勢，而並非像一般間諜那樣竊取情報。
此時佐爾格的組織關係是在第三國際，且與莫斯科的共產黨組織沒有來往。當然，在莫斯科德國僑民俱樂部裏，佐爾格還是相當活躍的，這些德僑基本上都是第三國際的成員。應當說，1929年之前，佐爾格在莫斯科相當活躍，政治上也很積極，曾撰文批判托洛茨基。
出身於富裕家庭的克里絲蒂安訥對政治不感興趣。在法蘭克福時，她在社會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來到莫斯科後，在馬恩研究所擔任研究助理。她對新環境很不適應，加上丈夫脾氣越來越壞，不斷傳出緋聞，且幾乎沒時間與她說話，她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這讓她心灰意冷!1926年10月，她決定離開。
1929年春，佐爾格到英國收集情報。離開英國後，佐爾格沒有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柏林。他身無分文，情緒低落。據他的朋友回憶，有一次，他忍不住罵道：“這些混蛋，太令人氣憤!如此蔑視人的痛苦和情感!”“好幾月他們都沒給過我分文!”
事實上，他被第三國際晾在一邊了。他對朋友說，第三國際對他的政治情報根本不感興趣，“很長時間了，自從布哈林被撤後，再也沒有人看過我的報告。”
此時的莫斯科正經歷着驚濤駭浪：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權力鬥爭勝出。1928年4月，斯大林掌控局勢後，第三國際的掌舵者布哈林被趕了出來。而佐爾格在蘇聯與布哈林關係密切，據說他相當於布哈林的私人祕書。這樣他就成了斯大林眼中的異己分子，成了蘇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後來，他提供給蘇聯的情報被擱置，在日本身陷囹圄而無人施以援手，根本原因正在於此。然而，佐爾格仍然信仰共產主義，認爲這只是一時的困難。1929年5-6月間，他回到了莫斯科。
此時的蘇共寄希望於中國革命成功，以此消滅殖民主義、動搖西歐資本主義。佐爾格就是局中的一顆棋子——代號拉姆齊。他被蘇聯紅軍參謀總部第四局派往上海，調查中國各種政治勢力的發展，尤其是蔣介石南京政府的情況。從公開資料中爬梳和分析出有價值的情報，正是佐爾格的特長。
爲了取得合法身份，佐爾格於1929年11月回到柏林。創辦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主要出資人之一菲利克斯•韋爾是佐爾格的摯友，兩人在1923年共同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周”的系列討論會。韋爾有位好友是《糧食報》的出版發行人，通過這層關係，佐爾格獲得該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中國考察農業經濟狀況。
1930年1月，佐爾格抵達上海。
佐爾格小組是如何形成的?
那個年代的上海，“華洋雜居”，聚集着各種組織，各色間諜也將此作爲情報集散地。承擔蘇聯軍方祕密工作使命的佐爾格，是不允許與中國共產黨直接接觸的。佐爾格這個原本不瞭解中國的記者，如何才能開展工作呢?他找到了史沫特萊——著名的《法蘭克福報》的駐華記者。
史沫特萊是美國人，她出身於底層，經歷曲折。她在柏林居住了九年，來中國前就是《法蘭克福報》撰稿人。在1929年和1930年，史沫特萊用德文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文章，發表在該報的頭版。她在上海過着富足的生活，與該報優厚的報酬不無關聯。
同爲柏林左翼圈子中人，佐爾格和史沫特萊很可能以前就認識，在上海當然倍感親切。克里絲蒂安訥曾說：“(佐爾格)從不糾纏，他從來不需要追求別人，人們會傾心於他，無論男女。”
不僅史沫特萊被他吸引，連她引薦來的《朝日新聞》駐華記者尾崎秀實——這個在臺灣長大的日本青年，也被他折服。有着金髮、劍眉的佐爾格，不僅知識淵博，更有着犀利的分析和判斷能力，是個優秀的經濟和政治學家。在那個崇尚自由的年代，佐爾格、尾崎秀實同時與史沫特萊擁有親密的關係，也算順理成章。
佐爾格小組成員的祕密碰頭會，經常在淮海中路的一棟漂亮洋房裏舉行。房子的男主人公是德國猶太建築師漢堡嘉，供職於公共租界工部局;太太烏爾蘇拉出身於柏林著名左派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期加入了德國共產黨，1930年跟隨丈夫來到上海，是史沫特萊的好友。佐爾格小組開會時，她擔任警戒。她的機敏令佐爾格甚爲滿意，將她介紹到莫斯科學習間諜技術，從此走上了地下工作之路。
由於與左翼圈子過從甚密，上海租界的警方早就對佐爾格有了懷疑，但一直沒能弄清他的身份。
在中國三年，佐爾格給《糧食報》發回了多篇報道。他後來說：“通過從中國寫的這些文章，我在德國新聞記者的圈子裏成了名人。”這是他到東京後能被德國駐東京大使館和德國僑民當作著名記者接納、甚至在他被捕後竭力爲他陳情的原因。
佐爾格在日本：假記者的名，幹間諜的活
1933年初，佐爾格回到莫斯科，他在中國的工作令人滿意，因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被問到接下來的工作計劃時，佐爾格說要先寫一本關於中國農業經濟的書。
然而，4月的一天，他被叫到部門負責人別爾津的辦公室，指派他前往東京收集日本對蘇政策的情報，工作時間不超過兩年。上級要求他不能與當地的共產黨建立聯繫，更不能跟日本的左派來往，也不能與蘇聯駐日大使館接觸。接下來，佐爾格必須爲自己去日本找個合法的身份。
5月7日，佐爾格從莫斯科來到德國。
此時的德國，適逢納粹黨執政。佐爾格遞交了加入納粹黨的申請。加入納粹黨，是爲了今後工作上的便利。抵達日本一年後的1934年10月1日，納粹黨接納了他。
在德國滯留的八個星期裏，佐爾格約會了不少朋友，包括前妻克里絲蒂安訥。朋友對他的看法是：他一直想把世界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以避免未來的戰爭。
基於以前的成績，很快就有兩份報紙與他約定，發表他從日本發回的報道。其中一份反納粹報紙的專欄主筆與當時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軍事隨員奧特是好友。這位專欄主筆寫了推薦信，說佐爾格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人，讓佐爾格帶給奧特。此外，佐爾格也聯絡了納粹期刊以及荷蘭的報紙，還有在德國文化界影響巨大的自由派報紙《法蘭克福報》。
身份問題解決後，佐爾格經英國到紐約、芝加哥，在溫哥華上船，1933年9月8日抵達日本橫濱。
如同在上海一樣，佐爾格很快就在東京德國人圈子裏如魚得水，不僅經常出入德國駐東京大使館，還與使館軍事隨員奧特過從甚密。奧特後來升任駐日本大使，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經常能給柏林提供日本的重要情報。毋庸置疑，佐爾格是這些情報的主要來源。不過如同奧特所說，“佐爾格弄來的情報，……大多數是那種與日本人關係密切的優秀記者能提供的類型。”這也說明，佐爾格的能力更多地體現在對各種公開信息資料的分析和判斷上。在這方面，尾崎秀實起到了很大作用。1932年，尾崎秀實調回《朝日新聞》東京總部，作爲政論家，他擁有很高的地位，並於1937年6月成爲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
原本兩年的地下工作，變成了長期的任務，佐爾格多次要求調回，卻沒有得到准許。更艱難的是，蘇聯方面經常不撥經費，作爲領導的佐爾格還得照顧小組成員的生活，他只能靠掩護身份的職業掙很少的一點錢，維持生計。以他的本事，若寫稿掙錢，生活會很優裕，因爲《法蘭克福報》的稿酬極爲豐厚，但爲了情報工作，他不得不捨富足而就清貧。
爲理想獻身：他是蘇聯間諜?德國間諜?
在日本八年，佐爾格小組給蘇聯紅軍發出了各種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預告1941年6月22日德國將要進攻蘇聯。5月15日，佐爾格和尾崎秀實都到了報務員克勞斯家，發出電報後，他們一起緊張地等着下一步的工作命令。然而卻沒有得到任何回覆。當戰爭真的爆發後，佐爾格極爲憤怒，他絕望地問：爲什麼斯大林沒有反應?
7月以後，蘇聯總部急於瞭解日本是否會進攻蘇聯，佐爾格和尾崎秀實收集大量情報、調查分析後得出結論，日本很可能會與美、英開戰，暫時不會進攻蘇聯。顯然總部只想得到佐爾格小組的情報，卻對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困難不聞不問。佐爾格多次請求調回，或者僅僅是回莫斯科休假，與他的蘇聯妻子相見，卻一直未獲准許。此時的佐爾格已身心疲憊。
10月14日，尾崎秀實被捕;10月18日佐爾格被捕。日本警察對他們的懷疑由來已久，一直監視跟蹤，所以他們的被捕是遲早的事。佐爾格小組成員在增加，有些明顯是左派，這是地下工作的大忌。而蘇聯方面未做干預和提醒，使佐爾格漸漸暴露在日本警察的視線之中。
蘇聯方面對佐爾格多有懷疑，認爲他是爲德國服務、甚至是日本間諜。因爲被當作德國間諜，他的蘇聯妻子被流放。
被處死之後，佐爾格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在東京巢鴨監獄的無名氏墓地裏找到了他的屍骨，並將之遷葬到了東京多磨陵園，讓他長眠在了尾崎秀實等戰友的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