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軍在德國納粹集中營裏的死亡率爲４％，而在日本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死亡率高達２７％。
二戰時期，慘死於日軍屠刀下的俘虜數不勝數。從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到菲律賓的“死亡行軍”，每一次駭人聽聞的殘酷事件背後，都站着日本士兵揮舞屠刀的身影。據我們所知，盟軍在德國納粹集中營裏的死亡率爲４％，而在日本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死亡率高達２７％。日本士兵對待俘虜的殘忍已經是出了大名，他們的野蠻行爲給世人一種文明在倒退的錯覺，彷彿人類又回到了原始部落仇殺的時代。
在遙遠的古代，男人被稱作俘虜，女人和金銀財寶被統稱爲“戰利品”，那個時期，大規模殘殺俘虜是很普遍的。後來，人們發現俘虜是很好的勞動力，就把他們用作奴隸。再後來，俘虜地位進一步提高，成爲戰場談判的砝碼———用來要挾敵人，或者交換己方戰俘。即使如此，交戰雙方在怎樣對待俘虜的問題上，始終沒有通行的法則可以遵守。１８６３年的時候，由瑞士公民Ｊ·Ｈ·迪南發起的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１８８０年改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日內瓦誕生了。在日內瓦公約基礎上，又經過幾次修訂，形成了關於對待戰俘、敵方平民、傷者的一系列公約。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戰俘理應享受到諸多優惠待遇，但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這是比較困難的。最大的障礙來自於自方士兵的仇恨心理，難免會做出侮辱俘虜的行爲；其次是戰場環境物質匱乏，想要保證俘虜們的物質供給，對軍隊來說也是一筆巨大的支出。所以，自日內瓦公約誕生以來，違反公約的事情時有發生。不過，像日軍那樣虐待甚至殘殺俘虜的惡劣行爲，已經超出了簡單意義上的報復，有着更爲複雜和深刻的心理原因。
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軍隊蔑視投降行爲
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武士道精神強調忠誠、勇敢，把它極端化理解，就是要不怕死，甚至把死在戰場看作一種榮譽，一種莫大的享受。日本明治時期頒佈的《軍人敕諭》裏明確寫道：“朕以汝等爲股肱，汝等以朕爲首腦……獲得此等榮譽重於泰山，肉身之死則輕於鴻毛……”日本新兵的精神訓練被看作和肉體訓練一樣重要。《軍人敕諭》被無數次地向他們宣讀，他們還經常性地半夜裏被從牀上叫起來，走到神社去。此外，他們還一再地被灌輸那些從武士時代傳下來的各種教條，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要戰鬥到死，或者要以自殺來避免被俘，當然，在說教的同時，軍官們還會舉出一些“光輝榜樣”。久賀伸郎就是一例。這人在入伍前是一位中學教師，在１９３２年的上海戰役（一·二八事變）中，一位中國士兵發現他失去了知覺。陰差陽錯的是，這位士兵竟然是以前在日本久賀伸郎教過的學生，於是把久賀伸郎揹回了中國的陣地，並且悉心照料他。日本人康復以後，中國方面釋放了他並允許他回到自己的部隊。由於當過戰俘，久賀知道自己將面臨軍事法庭的審判，他感到十分恥辱，於是就回到了當初被俘的地方，切腹自殺。
由於不允許自己的士兵投降，同理可證，在對待敵人的俘虜時，日本軍人就會帶着一種極大的蔑視情緒。他們認爲投降的人都是膽小鬼，不配做一名戰士，應該殺掉。
日本士兵的壓抑心理超過了一般軍隊的水平
在日本軍隊中，等級森嚴自不必說，更重要的它是一支充滿暴力和苛刻規章的軍隊。
在日軍用語中，暴力被稱爲“個人制裁”，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打耳光———用的不是手掌，而是拳頭。打的一方先彎下腰，儘可能將手伸到身後，運好內功以後打出去，被打者大多立刻倒地，然而，他必須立即站起來做好接受下一個耳光的準備。打耳光不單用拳頭，也有用拖鞋打的，還有強迫戰友之間相互對打的方法。如果因爲對方是戰友而手軟的話，下士官就會給你示範一下什麼才叫“耳光”，這種時候，兩個士兵就要遭受更嚴重的傷害。
除去直接性的暴力之外，間接暴力還有很多。比如說，認爲你槍支沒管好，就讓你以舉槍劈刺的姿勢，將重約４公斤的步槍端上幾十分鐘；認爲你鞋不乾淨，要麼讓你添鞋底，要麼讓你口銜鞋帶，將鞋掛在嘴兩邊，匍匐着在各班爬一遍。
日本兵營常常因爲士兵犯了一點小錯，變成一座充斥着叫罵、毆打之聲，毫無反抗的奴隸東奔西竄的地獄。
另外，日本軍隊也是一支充斥着形式主義的軍隊。形式主義意味着權威主義，軍銜只高一級，便可形成君臨下級的絕對權威。上級發火的時候，不需要太過明確的理由，就可對部下拳腳相加；上級的訓示，無論多麼無聊，下級都必須精神飽滿地傾聽；上級開的玩笑，哪怕多麼無趣，都必須咧嘴大笑。
這樣一支奇怪的軍隊，培育出來的是一羣心理嚴重壓抑的士兵。由於處在軍隊的最底層，士兵眼前惟一可以宣泄的對象，就只有俘虜了。當士兵們像上級虐待自己一樣地虐待俘虜之後，有的擔心事情敗露，索性把俘虜殺了滅口。
日軍的給養往往連自己都喂不飽，更不會去考慮俘虜的死活
日本陸軍《作戰要務令》總綱第８條這樣寫道：“……不應經常期望物質器材的充實、供應渠道的順暢。因此，軍隊要堅忍不拔，善於經受環境的艱苦與物質的匱乏……”二戰時期，供應困難自始至終都是困擾日軍的根本性問題。造成這種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看，是日本在中國以及西太平洋的廣大地區部署了大規模的兵力，超過了自身的供給能力。根本上，是因爲日本的運輸、生產系統根本不具備供給一支如此龐大軍隊的實力。畢竟日本就那麼大一點，本身資源又極爲缺乏。日軍在進攻時有一條基本方針是“向敵人要糧”，在防守與駐紮時多要求部隊“自己養活自己”，這種情況以派遣到中國作戰的陸軍最爲明顯，這也是造成日軍到處搶劫的一個主要原因———沒有糧食吃，就進村去搶；沒有燃料，就砍老百姓的門板和柱子作燃料。這樣困頓的軍隊，俘虜無疑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運氣好的日軍俘虜，還能在戰俘營裏吃點紅薯野菜，運氣不好的那些，直接就在被俘之後明令屠殺了。而上級給士兵屠殺俘虜的命令也是相當可笑的，對美國人，他們會說，“這些都是白種人，所以該殺”；對東南亞人，他們說，“他們都是劣等人，必須殺掉”；對東亞人，他們說，“這些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叛徒，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