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一名二戰戰俘，他在菲律賓科雷吉多爾島被俘，在當日軍戰俘過程中受到很多磨難。父親最艱難的時刻是在被稱爲“地獄之船”上的經歷。
“地獄之船”上的可怕經歷
日軍當時將亞洲各地戰俘運往中國和日本充當勞工，故意不給運送戰俘的船隻做標記，因此這些船成爲美軍飛機和潛水艇的襲擊目標。我父親在被運輸過程中先後換了三條船，因爲每條船都遭到襲擊。第一艘“地獄之船”是臭名昭著的“鴨綠丸”號，日軍強迫1600名戰俘進入船艙，船行駛在熱帶地區，氣溫高達近40攝氏度，很多戰俘喊着“要水喝、要呼吸”，日軍則故意把船艙封閉上，很多人被悶死，一些人開始互相殘殺，有些人精神失常。這僅是“地獄之船”的一幕景象，在這類船上共約1.4萬人死亡。
我父親幾乎從不與我談戰俘經歷，我是成年以後自己開始做研究，才逐漸瞭解到那段不爲人知的歷史。令人心痛和驚訝的是，這些歷史從未出現在教科書裏。我花了將近25年研究這段歷史，爲此製作了兩部紀錄片《巴丹慘劇》和《從此以後不再一樣——戰俘經歷》。我父親唯一提起過的是，他在日本做戰俘期間遇到的一對好心夫婦。當時父親和他的同伴正在擡屍體，一位老先生給了他們一把青蔥，畢竟那時在日本每個人都缺衣少食。
1945年4月左右，我父親由日本被運往瀋陽，他做戰俘的最後半年是在僞滿洲國度過的，被關在“奉天盟軍戰俘集中營”。作爲軍醫，我父親在囚犯營的醫院工作，沒聽說他與中國人有過接觸，但我們都知道當時中國人幫助囚犯，會給囚犯營中的人悄悄捎帶食物和藥品。我的紀錄片中還有“奉天監獄”獲得解放時的片段。
慘烈的巴丹死亡行軍
我採訪過約100個戰俘，戰俘有太多故事，每個故事都關乎生命。對他們來說，說出這些故事需要極大的勇氣，他們的故事應該被銘記。我父親沒有參加巴丹死亡行軍，那是二戰中的慘案，美菲聯軍戰敗後，數萬名戰俘被強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戰俘營，一路無食無水，沿路又遭日軍殘暴對待，死傷慘重。那些經歷過巴丹死亡行軍的人將日軍描述爲“極其殘忍”。許多參與行軍的美菲士兵本身在戰鬥過程中就已經負傷，但還被強迫在極其炎熱的天氣中行軍，日軍不讓戰俘們互相攙扶，甚至不讓他們喝水。戰俘實在忍耐不住跑到附近的溪流中喝水，就會被射殺或砍頭。還有一些日本軍人故意開車或坦克碾壓戰俘。行軍過程中，菲律賓人死得較多，當行軍最終到達戰俘營的時候，又有更多人死去。戰俘營裏沒有足夠的水和食物，衛生條件也很差，美國戰俘每天以30人到幾百個人的數量死去。超過2萬名菲律賓戰俘在不到4個月內在戰俘營裏死亡。受訪老兵們對日軍的整體印象是“殘暴”“不在乎囚犯的生命”。
美國人本·斯蒂利是爲數不多的目前仍健在的戰俘老兵，今年97歲，現居美國蒙大拿州。斯蒂利1940年加入美國空軍，被派往菲律賓，1941年在日軍襲擊中被俘，在戰俘營被囚禁長達40個月，後被“地獄之船”運往日本當挖煤勞工。戰後，斯蒂利成爲一名畫家，創作了有關他被囚禁期間遭遇的作品。
希望安倍承認具體侵略行爲
安倍在歷史問題上開倒車的做法，讓目前倖存的二戰太平洋戰場上的戰俘老兵感到擔憂。安倍政府將戰後日本與戰俘友好交流項目的規模縮減，並且不給這樣的交流項目以資金支持。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邀請超過600名二戰中受過日軍虐待的戰俘訪日，但安倍政府上臺後只邀請了31名戰俘。我們認爲，這樣的活動應該受到專門教育信託基金會的支持，讓二戰真正的歷史得到傳播。德國就有專門的此類教育項目，讓德國曆史的黑暗篇章得到銘記。只有日本建立類似銘記歷史的教育組織，才能作爲其與亞洲鄰國開始真正療傷與和解的橄欖枝，教育基金之類的組織是象徵性的，但證明日本政府承認真正的歷史是重要的。在我去日本的歷次訪問中，我一直覺得，二戰歷史在日本從未得到像在德國那樣的重視。
我希望安倍首相能以具體的方式承認日本戰時的侵略行爲，例如承認巴丹死亡行軍和巴拉望屠殺、囚禁戰俘的“地獄之船”以及其他戰爭罪行實例。我們不需要一個含糊並試圖掩蓋二戰史實的聲明，我們不需要安倍輕描淡寫地說“戰爭中失去了很多生命”，日本皇軍就是二戰中太平洋戰爭的始作俑者，日本皇軍就是侵略者，我們希望日本歷史中黑暗的一頁能出現在日本的教科書中，讓日本人民學習並承認史實，未來纔有可能避免戰爭重新上演。沒有國家能夠逃避自己的歷史，日本不能逃避二戰歷史。日本需要打開心門，讓陽光照進黑暗的歷史篇章，其渴望成爲偉大國家的想法纔會得到世人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