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史記儒林列傳》記載董仲舒的傳記只有幾百字，但他的思想影響之大，已經可以顯示出來了。董仲舒“下帷講通，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學士皆師尊之”。說明弟子極多，有的弟子靠大弟子傳遞教海，不能親聆董仲舒的教誨。後面講的“學士”不是指學生，而學生之外的學者對他也特別尊重。“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司馬遷認爲從漢高祖到漢武帝的五世中，只有董仲舒一個人可以說精通《春秋》這本經書的，他是繼承公羊氏的學問，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被推爲儒者
董仲舒的學生究竟有多少，沒有統計。學有成就的，《史記》本傳中只提到蘭陵褚大，廣川殿忠，溫步舒。大至樑相，步舒至長史。“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當中級官吏的有百多人。《公羊傳》影響大，與董仲舒的這一大批學生的宣揚，不無關係。
董仲舒的思想影響從鹽鐵會議上也可以反映出來。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董仲舒思想在他死後二十多年的鹽鐵會議上的影響。首先，從全國各地選拔來的文學賢良所引以爲據的話與董仲舒的原話大同小異，可見董仲舒的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
例一:董仲舒說:“孔子目: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雲彼有遺秉，此有不斂將，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天不得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文學則說:“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標，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雲:“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又說:“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
例二:董仲舒說:“道者，萬世亡弊…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文學說:“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馬非百注:“語本董仲舒《對策》。”例三:董仲舒說:“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按季節吃東西。按這種觀點，召信臣提出:“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賢良說:“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
例四:董仲舒說:“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又說:“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賢良說:“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例五:董仲舒有貴志之說，以動機(心)論罪。文學也有此說，如說:“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以《春秋》決獄，是董仲舒的創舉
例六:天人感應，災異遣告，是董仲舒的重要論證方式。賢良們也運用自如。如說:“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馬非百注曰:“這兩件事完全是繼承和發揮董仲舒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的學說，是十分不科學的。例七:關於陰陽學說，文學也繼承董仲舒的說法。在《論災》中，文學直接引述董仲舒的說法。他們說:“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子，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馬非百注云:“以上幾句話是從《春秋繁露五行對篇》引出來的。
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谷也。馬非百注云:“以上段文字，似都從董仲舒對策概引而來。”說“概引”是對的。他們不是筆錄董仲舒的原話，而是掌握了董仲舒的思想，運用自如。董仲舒的思想在文學賢良中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其次，董仲舒的觀點被文學賢良們所重複，有時也被辯論對方所認可。
鹽鐵專賣問題
董仲舒主張罷鹽鐵，賢良、文學認爲:“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願罷鹽鐵、酒榷、均輸”。鹽鐵可能官營最爲“民間所疾苦”，因此，桓寬以此爲名，題作《鹽鐵論》鹽鐵有什麼害處呢?童仲舒只講到:“與民爭利”、“與民爭業”的問題，而賢良文學來自各地，所瞭解的情況更爲詳細、具體他們認爲鹽鐵，特別是鐵器由政府專賣，弊端尤多。
其一，鐵器是農夫生產的主要工具。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需要不同規格的農具，“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欲易，各有所便。”習慣使用不同形狀、大小的農具現在由“縣官籠而一之”，政府專賣統一規格的農具“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農具不適應當地的需要，農民使用不方便，結果影響了生產。
其二，鐵的生產運輸也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負擔。採礦多在深山中，路遠、艱苦，政府要農民去服役，是難以忍受的工作。不去要出錢，又是繁重的負擔。有的地方沒有鐵礦，要賣生鐵，叫賦鐵。政府壓低價格收購。另外，鹽鐵的運費也要按農戶派，“百姓病苦之”。因此，文學說:“一官之傷千里”。設一個鹽鐵官使一千里範圍內的百姓都受到傷害。
其三，政府專賣的農具價高質劣。“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期，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而過去，“器質樸牢而致用”。農具向來簡陋結實耐用。政府壟斷以後，要“千石”糧食才能換一輛車，但用不到兩年就壞了。其四，政府官吏多製造大型農具，目的爲了應付上級給定的指標。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主要缺乏小農具。製造農具，政府也只有數量的定額，沒有質量的要求，所以，農具質量低劣，刀鈍，割草都不快，“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勞動艱苦，收穫減少。
其五，官辦和民辦作比較，利弊優劣顯著。賢良說:民辦鹽鐵時，鹽與糧食等價，農具質量好又適用。官辦製造的鐵器，多數質量低劣，付出的代價卻不少。民辦時，以家庭爲單位，父子同心協力，都要製造優質的農具，質量不好的不拿出來賣。農忙的時候，商人把農具運到田間出售，沒有錢，可以用新收的糧食換，也可以貼錢以舊農具換新農具，還可以賒欠。這樣，農民不耽誤農忙的寶貴時間，又能買到稱心如意的農具，還不用爲此去服役。
但是鹽鐵官辦以後，由官府獨家經營，統一價格，也統一規格，好壞沒有選擇的餘地。官吏經常不在，想買還買不到。家裏也不能多儲備，鐵器儲備會生鏽。在農忙時候，到遠方去買農具，耽誤農時。窮苦人家買不起鐵器，只好用木器耕作，買不起鹽，只好吃淡的。鐵官賣不出農具，又採取派售的辦法，強賣給農民。有時，卒徒製造農具完不成任務，還要農民去幫助，給農民增添很多負擔，農民很不滿意。賢良說:“陶、治、工、商，四種行業的人的需要可以通過交換都得到滿足，所以，農民不要離開田地，就可以有足夠的農具使用，其他人不耕田也有足夠的糧食，“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百姓各得其所，上頭根本不必爲他們這些事操心。
相做對比
總之，賢良建議“罷利官，一歸之於民”。利官主要指鹽鐵官。取消鹽鐵官，官辦轉爲民辦。馬非百注曰:“這就是董仲舒鹽鐵皆歸於民的反對漢武帝鹽鐵政策的意見的翻版。”馬非百之言，真是一針見血!董仲舒主張均利，反對兼併，與民爭利。文學認爲，郡國設鹽鐵官之類的利官，就是“與民爭利”，應當罷除。“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不是國家所應當做的事。文學像董仲舒那樣引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話，說明要均利，要反兼併。他們說:“利祿不兼……而貧富不相懸也。”關於抑豪強反兼併，大夫等人也有許多論述，他們認爲實行鹽鐵官辦就是抑豪強、反兼併的重要措施。
大夫說:“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這與董仲舒的“天不重予”的說法一致。當時，浮食豪民擅山海鹽鐵之利，奴役貧民，“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夫說，官府專賣鹽鐵，就是爲了“絕併兼之路也”。關於鹽鐵專賣問題，作爲官方代表的桑弘羊大夫認爲這是抑制地方豪強的重要措施，也是支持財政以供邊防的重要政策。他是在抑制地方豪強的意義上講反兼併，均民利的。賢良文學則利用官辦的弊端來反對官辦，所謂均利，是反對政府剝奪地方豪強的利益。他們具體觀點不同，而都使用“均利”這一旗號。從這裏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均利思想有廣泛的影響，對辯論的雙方都有影響。
另外，桑大夫以“中國”和“邊境”的差別來談“調均”問題，特別有力。他說:“王者包含並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邊民艱苦守邊，保證了中原地區的安定生活。將中原的一些財富支授給邊民，這也是一種“調均”，而且是全國性的重要調均。
我們從東漢王符《潛夫論》的“三邊”(《救邊》《邊議》、《實邊》)中可以看到邊民之苦，救邊的重要。從而說明桑大夫顧全大局的見解是開明的，而賢良文學狹隘的利已觀差念是錯誤的。大夫用“脣亡則齒寒”來比喻“中國與邊境”的關係是合適的，他認爲，與外國的關係還要憑實力，“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只講積德，是書生空談，一廂情願。西洋的大炮對中國人民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現在說這類夢話的人已經不多了。
關於義利問題，董仲舒主張重義輕利，“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但他並非完全排除功利。文學主張導民以德，反對示民以利。他們說:“示民以利則以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民趨利就棄農經商，造成社會不安定。他們認爲應當“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纔是治國的根本。因此，出仕做官就要行義，而不是爲了食祿以養妻子。有功受祿是應該的，“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
但是，漢代一些官僚，“親戚相推，朋黨相舉”，沾親帶故的互相提拔，結黨營私，互相舉薦。“父尊於位，子溢於內”，父親當大官，子輩也都當上官。“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丈夫在朝廷做官，老婆就在外面到處拉關係，走後門。他們“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大夫說:“儒者釋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桑大夫認爲儒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跟無功受祿的那些官僚一樣是社會的禍患。文學認爲“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君子不應當像匹夫匹婦那樣參加耕織。“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ー個反對“不耕而食”一個反對“耕而不學”。董仲舒認爲賢人應當想義的事，不能去幹小人的耕織之事。所以，文學的說法跟董仲舒的思想比較一致。
董仲舒在《對策三》中講公儀子相魯，不與民爭利，認爲“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桑弘羊說“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就是說，有不與民爭利的公儀休爲相，並不能富國強兵。“安國家，利人民”纔是真本事，只是說的漂亮，不能算真本事。桑弘羊是重功利的，所以他讚揚商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桑弘羊舉公儀休的例子，似乎就是針對董仲舒的。
關於刑德問題，董仲舒主張爲政任德不任刑，經過教化使民歸善。賢良說:“君子急於教，緩於刑。”主張“篤教以導民”，認爲民亂應當從政事上找原因，政事混亂，應當從自身查問題。“身正而天下定”。自身確實端正了，政事就會處理好，天下就會安定。因此，刑德問題主要就是在上者的道德修養問題。賢良說:“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賢良文學是在下者，認爲問題在上頭。桑弘羊代表政府，是在上者，則認爲問題在下頭。
在論上下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各自的社會地位。董仲舒雖然也當過江都相一類不算小的官，但他的思想卻常與在下者比較致，這與他在政界的“不遇”有一定的關係。憤怒出詩人，憂患出哲學家。董仲舒思想產生廣泛影響，與他的社會地位也有關係。
結語
最後，我們看到《鹽鐵論》中經常提到《春秋》，而內容卻多是《公羊傳》的。例如《疾貪》中，賢良說:“《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春秋》不批評老百姓，只批評領導者。實際上《春秋》並無此話，這只是《公羊傳》的解釋。賢良文學對《公羊傳》說法和典故的引用，經常採取董仲舒的見解，例如文學說:“宋襄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對孔父與季有的看法顯然來源於董仲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