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崛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非要找到一個分水嶺，那麼在秦孝公時期進行的商鞅變法，便是秦國由弱變強的分水嶺。在秦孝公時期，秦國在經歷了幾代秦王的折騰之下，便的危如累卵，老秦人能夠繼續走下去，能否實現東出的夢想，讓秦孝公打上了一個問號。
既然發現了問題，就要解決問題。秦孝公也是一位雷厲風行的君主，秦國積弱，要想富強就必須用改革來富國強兵，要改革就少不了人才的加入。
秦國地處偏僻的西垂，國家成立的時間不長，人才也屈指可數，怎麼辦?秦孝公解決問題的思路很清晰，那便是缺什麼就補什麼。於是秦孝公發佈求賢令，廣招天下英才，並且承諾，甘願“與之分土”。
商鞅當時在魏國公叔痤的手下任職，公叔痤死後，將商鞅推薦給魏王，但魏王覺得公叔痤病的糊塗了，便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商鞅也只能在魏國繼續等待機會。
一道來自秦國的求賢令傳到了山東六國，但凡有才學的人，能夠讓秦國崛起的人，秦孝公承諾“與之分土”。這對商鞅來說，絕對是個機會，於是商鞅便收拾行囊，踏上了西行之路。
商鞅入秦之後，先後與秦孝公會晤了三次，並且將了帝道、王道、與霸道講解給了秦孝公。秦孝公最後選擇了“霸道”，商鞅在秦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
商鞅變法的內容涉及到的方面很多，在這裏不再贅述，其中有一條：禁止父子與兄弟同居，並且這項改革實施之後，竟然改變了秦國存在的三道頑疾，那這三道頑疾是哪三個呢?
第一點：增加了秦國的稅收;春秋戰國時期，人類已經進入了農耕時代，在農耕社會，百姓靠種地來維持生計，國家也靠稅收維持國家的生計，因此，在工業水平不發達的封建社會，對百姓合理稅收便成了維持國家開銷的唯一路徑。
但古代稅收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他們往往以戶爲單位，收取一定數額的糧食，因此，常常有“大家族”的出現。即父母與多個兒女生活在一起，即便是在兒女成家之後，還與父母住在一起。
這種其樂融融的場面放到現在來說，堪稱典範，但在秦國，這就是典型的“逃稅”行爲。這種現象是原始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在原始社會，人們的生產力水平不高，往往父子幾代人聚集在一起，才能抵抗自然界的災害，維持家族的發展。
但在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聚集在一起的大家庭，完全有了餘糧，也有了抵抗自然界風險的能力，所以仍舊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稅收，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的稅收，進一步拖慢了國家發展的速度。
因此將他們強行分割開來，這樣便極大地促進了單個小家庭彼此之間的競爭力與活力，畢竟，財富流進自己的腰包裏，要比等着家族長分配要舒服得多了。對於國家來講，一個大戶分解爲數個小戶，國家稅收的基數便翻了幾倍，秦國一下子便富裕了起來。
第二點：瓦解秦人宗族勢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秦人間的私鬥;秦人本是生活在西邊的一個邊陲國家，常年來與周邊的遊牧民族混居戰鬥，要說思想觀念上面，要更貼合遊牧民族。要說秦人不尚武，我第一個不服氣。
可秦人就有着“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標籤，秦國國內私鬥成風，上了戰場經常組隊逃跑。商鞅要解決的問題，那便是讓秦國國民的驍勇，全部用在對外的戰場上。其中一點措施，那便是“分解大家庭”。
人自古以來就是羣居動物，只要是聚集在一起，那脾氣也大了，毛病也多了。秦人之間一個小摩擦，雙方回家叫人，轉眼就演化成爲一場械鬥。因此將大家庭分解以後，各過各的小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各自大家長的權威，極大程度避免了大規模私鬥。
第三點：將國家的情懷根植到秦人的思想中;私鬥與戰場逃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秦人沒有國家的情懷在頭腦中，一切行爲都圍繞家族中的大家長爲主，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現象的出現。
改革之後，小家庭過日子的模式，使得有更多的思想出現，對於國家的依仗會更多，國家的情懷會慢慢植入百姓的心中。秦人後期在戰場上勇猛無敵的一大原因，除了軍功制度的激勵之外，還有秦民國家情懷因素的原因，他們知道了爲何而戰。
當然這僅僅是商鞅變法的一條，就這看似簡單的規定，還不知道執行起來會費多大的力氣。在推行的過程中會遭受多大的阻力，在這個過程中，商鞅敢推，秦孝公敢支持，秦國也經歷了陣痛之後，走向了正軌。
當然，別的國家爲何不“抄作業”，自然有很多的原因在裏面，下一篇我就講一下，別的國家爲何不“抄作業”，以及商鞅變法爲何順利推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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