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和許多太平洋國家而言，“8·15”意味着解放和重生。68年前的這一天，日本軍國主義的戰車終於在強大的反法西斯力量前面停了下來，亞太地區一場持久的災難宣告結束。然而除了歌頌可歌可泣的抗戰故事，這個日子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時刻：一個落後的農業島國爲何能在短短半個世紀裏稱霸東亞？這和它的經濟戰略有着莫大的關係。
在“8·15”這個特殊的紀念日，我們不妨再回顧一下日本經濟的崛起之路。
拒絕外資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下半葉的日本，爲維護自身發展主動權，無論在意識還是方法上，也給世人留下了經典範例。1853年，當美國海軍准將馬修·佩裏率艦隊抵達日本江戶灣停泊時，在幕府統治閉關鎖國數百年的這個島國，一下子如遭雷擊，從上到下不知如何應對。史稱“黑船來襲”的這次外部衝擊，使沉睡中的日本人猛醒過來，於是便有1868年的“明治維新”。
與同期的俄羅斯大舉引進外來資本不同，日本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歷程，從一開始就立足於自身力量，是在外國投資極少的情況下完成的。1892年，赫伯特·斯賓塞給他的朋友、當時日本駐美國公使金子堅太郎提出忠告：“日本的政策應該是儘可能避免與美國人和歐洲人親近……不應讓其他種族的人獲得更多的特權。很明顯，你正在建議，通過修改與歐洲各國和美國訂立的條約，讓整個帝國向外國人和外國資本開放。我感到遺撼，這是一種致命的政策。如果你希望知道可能會產生什麼後果，就研究一下印度的歷史吧。”日本後來還是沒有選擇與西方“親近”，最終結果是經濟上的獨立自主。
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日本就頗有遠見地阻止外國資本在日本投資，已在日本開業的外資企業則由政府買回，其中就包括高島煤礦(英國和荷蘭的資本)、美國太平洋輪船公司和英、法兩國的郵政機構。到19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已基本不見外國資本的蹤影。
日本對外資的諱莫如深可謂一以貫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從戰爭廢墟中着手重建時，面對巨大的經濟困難，日本國內曾在20世紀40年代末圍繞國外投資和19世紀60年代後期圍繞投資自由化，發生了爭論，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堅持對外資說“不”。吉田茂首相的顧問、“御三家”之一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有則廣巳，就力主日本最好靠自己的努力實現經濟復甦，大量外資的主導地位和過度外資化會導致本國喪失獨立自主的經濟地位，在他看來，外資不是一個如何積累資本的技術問題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國家主權和勞動者權益的政治問題。他說：“沒有經濟獨立，日本就不會有政治和外交獨立。在我們考慮日本人民的幸福與和平時，我們必須有一個可以作出獨立判斷的基礎。”
戰後日本的政府官員、商界領袖、知識分子和評論家普遍相信，維持最低限度的外資是保護民族利益的正確策略。1949年道奇計劃實施、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日本經濟進一步被納入國際體系後，日本被迫對外開放商品和資本市場，不少日本人認爲這是第二次“黑船”來襲，但最終日本還是化解了困局，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得當，一貫堅持戰略產業先行，使日本在對外開放後有經濟競爭力，同時，更加致力於在政府引導下，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這條技術立國的路線，一時走得頗是艱難，但長遠效果卻好處多多。二是戰後日本在解散財閥體制後，又形成了獨特的關聯公司結構，這使外資很難吞併和控制日本企業。
自我積累
工業化和現代化是要有資本的，不願意利用外資，那麼，資本從哪裏來呢？日本走的是一條對本民族進行的內向型積累的路子。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提取農業剩餘。在改進農業生產率的同時，也加大了農業稅負的收取力度，1871年至1875年間，土地稅佔日本政府全部稅收的85%至93.2%，而且在1896年以前一直不少於50%。爲“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日本農民做出了巨大犧牲，當時農民收入急劇下降，1883年至1890年間，大約有36.8萬農民由於無力繳納稅金而喪失了自己的土地。在政府的支持下，“明治維新”後相當長時間內，日本工人都處在工作時間長、而酬勞很低的狀況，這也爲工業積累創造了條件。
在籌劃工業發展時，日本直接瞄準國際前沿，所考慮的不是能不能變現、馬上賺錢，而是能不能在技術和產品上與西方“文明”國家並駕齊驅，在外來壓力面前保家衛國。具體來說主要是兩點：
一是日本所不惜血本重點發展的，是工業體系裏最有利於國家安全的“硬”的部分，也即所謂戰略產業。“租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造船”，在維新運動開展後，日本馬上急切地直奔當時最能代表工業水平的鋼鐵和造船業，在買進外國艦艇的同時，設立官營造船所，今天日本的大型造船企業，如石川島造船所、三菱長崎造船所、川崎造船所等，都從官營造船所演變而來。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官營造船還只能承擔船舶修理業務，爲推動造船業發展，日本政府不斷出臺政策扶持，1896年制定了造船獎勵法，1899年修訂航海獎勵法，這些措施使日本造船業的技術水準快速提高。1907年，三菱長崎造船所建造的客輪天洋丸和地洋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1911年，日本關稅自主權恢復，船舶輸入稅金上升，進一步促進了船舶自給化。
自己造船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明顯是沒有經濟效益的反市場行爲。1897到1913年，川崎造船所總利潤821萬日元，如果扣除政府獎勵金251萬日元，利潤不到600萬日元；如果只計算民用船舶，利潤257萬日元，但扣除政府獎勵金208萬日元后，就剩下不到40萬日元了，基本沒有贏利，造船還不如買船。
在致力於自己造船的同時，日本還採用類似於美國的措施，鼓勵用日本的船舶搞海洋航運。當時無論遠洋運輸還是日本各港口間的轉運，都由幾家外國海運公司經營。1875年，明治政府免費或低價爲國內航運公司提供大量船舶，並每年提供補助金，在政府的保護下與英美的海運公司競爭。後來又以行政手段，成立了日本郵船會社。1899年修訂航海獎勵法，如果航運業者使用外國船舶，補助金減半。這些辦法，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不講效益的，但它成功培養起了日本獨立的造船和航運能力。
二是走技術技能蓄積，而非技術技能節約的發展路子。一般來說，從後進國家到先進國家，有兩種路子，一種是“技術技能節約的發展”，即從最簡單的低技術的組裝開始，工業化到一定程度後，人力、土地、資源等成本上升，會壓迫產業升級。但這種類型的發展，從以往情況看，很難逸出組裝的範疇，通過此路徑邁進爲先進國家的，還沒有出現。另一種是“技術技能蓄積的發展”，先從來料加工做起，逐漸向高端技術和產業挺進。這兩條路子，開始時都需要從海外引入技術和裝備，但不同的是，前者始終無法擺脫外部技術和裝備的依賴，而後者倒可通過消化吸收，逐步過渡到立足於自身技術和裝備邁向更高程度工業化。日本走的是後一條路子，不斷提升國民素質，不斷推進知識技術積累，先行發展戰略產業。
1868年“明治維新”剛剛展開之際，日本還是一個與中國滿清一般無異的落後國家，後經勵精圖志艱苦奮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工業化上已與西方國家處在同一陣列。二戰以日本戰敗而結束，在新的國際體系及“非戰條款”等的制約下，日本不能再把主要人力、物力、財力用於發展與戰爭能力相關的工業技術，轉而走向另一個戰場——經濟戰場。爲推動戰後重建和參與國際競爭，日本再次在國家發展戰略上選擇技術立國路線，直接瞄準產業前沿展開角逐。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日本國內圍繞是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技術密集型產業，曾有兩派不同意見，一派主張按照國際分工與比較優勢理論，日本應把主要精力放在輕紡工業，另一派認爲必須把重工業，特別是汽車等綜合機械加工、冶金和化學工業作爲重點發展的主力產業。日本通產省於1952年確定了後一種方案，1960年的池田勇人內閣所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核心也是優先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當時日本在經濟技術上明顯與美國有很大差距，技術和資金都十分不足，日本產品在國際上享有質量低劣的惡名，一些關鍵技術和設備還依賴進口，“技術立國”的路線實施後，較長時間都面臨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承受了相當大的國內國際壓力。日本沒有動搖既定的戰略安排，經過艱苦努力，終於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日本產品在世界範圍內逐漸成了質量和品質的代名詞。
兩個原則
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開國”和日本於1968年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整整一百年時間。一個世紀的歷程裏，日本在經濟產業結構和指導思想上有不少變化，如1930年前自由放任主義曾煊赫一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一段時間奉行管制經濟，上世紀50年代轉向推動出口，1960年步入高增長和自由化，然而，在扶持國家發展的體制和理論上，基本原則卻長期保持了高度穩定，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又賦予了新的含義、有不同的表現罷了。
有兩個基本原則最能體現國家發展的日本特性。一個是，以戰略的眼光看待經濟，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要滿足國家戰略需要，這種經濟戰略觀主張國家對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和干預、主張優先發展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主張生產優先於消費、主張形成獨立自主的生產能力。在非常時期，這有利於經濟發展服從於戰爭需要；在戰後重建時期，這有利於組織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無論二戰之前還是之後，日本經濟的產業結構都以重化工業爲主，在戰前是集中於武器的生產、保障了日本的戰爭能力，在戰後是集中於民用商品的生產、支撐了日本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另一個是，強調競爭優勢而非比較優勢，爲此致力於建立內生的創新研發體系，不斷推進產業升級換代，併爲防止過度競爭，通過組織卡特爾、統制會，或者通過政府規制與非市場治理結構相結合，扶持起大企業形成“寡佔競爭”。
在這兩個基本原則指導下，日本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學家的思想狀態，與現今流行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南轅北轍，日本的企業管理活動是反利潤原則的，與盎格魯-撒克遜式股東利益居首的資本主義模式不同，日本資本主義通過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業內工會爲標誌的日本式管理，來促進生產率的提升。日本力推的競爭優勢，也與強調資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經濟學對不上調。如果說現代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的話，那麼，從很多方面看，日本都是一個不講“市場”的國家。
很長時間內，左右日本經濟產業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們，也都並非亞當·斯密、馬歇爾的信徒，有澤廣巳、都留重人、中山伊知郎、下村治等人，或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或者信奉熊彼特的創新概念爲核心的競爭優勢理論，或者信奉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蘇聯的工業化、羅斯福的新政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等不同國家在面臨危機時的選擇，都對日本產生了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