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據外媒最新報道，中國第二艘航母“遼寧艦”已近完工，第三艘航母目前也已在上海開始建造。如此，中國一旦擁有了三艘航母，便可實現“一艘遠洋航行、一艘沿岸訓練、一艘維護保養”的戰略目標。
中國爲什麼要不遺餘力的發展航母？因爲中國近代史上有着極其慘痛的教訓。這一教訓不僅來自於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更是來自於創深痛巨、給中國帶來近五十年災難的的中日甲午戰爭（海戰）。
曾有人說，浩瀚的大洋是賭場。事實上，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主要在於：不管你好不好賭，只要上了這國際大輪盤，就無法置身事外。
晚清的中國，面臨的就是這一嚴峻形勢。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可以任意敲開天朝的大門，之前一直被視之爲安全線的大洋已是門戶洞開。
正因爲如此，閩浙總督左宗棠於1866年上疏清廷，其中稱：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艦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彼此同以大海爲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
左宗棠上疏之時，正值糜爛大半個中國的太平軍起事初被敉平，清廷上下尚未來得及慶賀，左之目光即投向浩瀚的大洋，其見識獨到深遠，足見“中興大臣”之譽絕非浪得虛名。
有鑑於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清廷迅速批准了左宗棠提請設立福州船政局及其學堂的建議，中國近代海軍，即由此發軔。
10年後，隨着琉球問題的擴大化，朝野中要求購買鐵甲艦、大力發展海軍的呼聲日益高漲。
如近代海防的規劃者、原江蘇巡撫丁日昌即大聲疾呼，“日本傾國之力購造數號鐵甲船，技癢欲試。即使日本能受羈縻，而二三年內不南犯臺灣，必將北圖高麗。我若不亟謀自強，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此刺激下，清廷開始重點打造北洋水師，以固海疆。經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北洋水師最終於1888年底正式成軍。此時，艦隊計有：
“定遠”和“鎮遠”兩艘主力鐵甲艦（排水量達7200噸）和“濟遠”、“致遠”、“靖遠”、“經遠”和“來遠”五艘快速巡洋艦（排水量在2000噸到3000千噸之間）；加上早前購買的“超勇”和“揚威”兩艘千噸級的撞擊型巡洋艦和國產近海防禦性戰艦“平遠”艦等，全艦隊排水量4萬餘噸，官兵近4千人。
據國外軍事年鑑統計，成軍後的北洋水師位列世界海軍前八，而當時日本海軍全部噸位及海戰潛力僅排名十六。遙想當年，每次北洋水師出海操練時，那也是“檣櫓如雲、旌旗蔽空”，各國海軍都爲之側目。
但令人扼腕的是，由於當權者的戰略誤判，權貴們把持下的海軍衙門在1889年後竟未給北洋水師添購過一艦一炮。更有甚者，在1892年中日局勢已相當緊張之時，主管撥款的戶部宣佈爲慈僖太后萬壽籌款而停購艦艇兩年。
正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1886年“長崎水兵鬥毆事件”後，日本不惜重金甚至發動全民獻金，連天皇的老媽阿巴桑都捐出了她僅有的首飾，以達到每年至少增加一艘新軍艦，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趕超北洋水師。
在這之後的關鍵幾年中，由於日本採購（及自身建造）的軍艦都是最新、最快的，火力也今非昔比。如此，日本艦隊在甲午戰前已超越北洋水師，而同時期清廷停止購艦之舉，無異於挖坑自埋，悔所不及。
清廷海軍建設爲何會出現“小富即安、目光短淺”的問題？其深層原因在於：決策層（尤以慈禧太后及李鴻章爲主）對北洋水師定位失誤，這是最爲致命而無可挽回的。
按李鴻章的意見，中國海疆可分爲三部分：“直隸之大沽、北壙、山海關一帶，系京畿門戶，是爲最要；”“江蘇、吳淞至江陰一帶，系長江門戶，是爲次要；”“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爲佈置，即有損失，於大局尚無甚礙。”
換言之，北洋水師的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衛京畿重地，其目標是“守海口、保津沽、衛京師”，朝廷安危，纔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標。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魏源曾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大體而言，李鴻章的海防格局觀還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戰略，並沒有比魏源進步多少。正如其三個時期的代表言論：
海防初起時，“我之造船，本無馳騁域外之意，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水師成軍後，“無事時揚威海上，有警仍可收進海口，以守爲戰；”甲午戰爭爆發前，其仍認爲，“綜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勃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反觀日本這邊，其維新之初即以“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爲立國目標，海軍發展成爲其對外擴張的首要任務。從這一層面上說，日本從一開始就以謀取海外利益爲目標，並以中國爲“第一假想敵國”。
這種外向型、進攻型的海防戰略不僅決定了甲午戰爭的結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日兩國的近代國運。由此，日本在海外屢屢製造事端，從琉球到臺灣，從朝鮮到甲午戰爭，無一不來自這一思路。
十九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其主流是以武力開拓市場甚至強佔殖民地，清廷昧於世界大勢，坐視鄰國以侵略性的姿態突然崛起，這無疑是爲後來的半個世紀埋下了禍根。
正因爲慈禧太后（或說整個清廷）對北洋水師的戰略定位是“看家護院”而從來沒有想到要用這支艦隊去遠洋作戰，這種淺嘗輒止的婦人心態決定了北洋水師乃至近代中國的屈辱命運。
也正因爲戰略上不重視，纔會有停止購艦、甚至挪用海軍軍費去修頤和園的愚蠢短視之舉，由此釀成了割讓大片國土、賠償上億兩白銀的惡果。論理，當時中國的國力，無論財富還是人口較日本十倍不止，但這些資源未能轉化爲軍事能力，結果是喪權辱國、創深痛巨！
當然，甲午之役對中國也並非全爲負面效應。許悼雲先生曾在《萬古江河》中說，“辛亥革命是人心思變的爆發點”，不過這句話用到甲午年似乎更爲合適。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的覺醒與奮起，其爆發點並非辛亥而是甲午的戰敗，之前中國仍是按部就班、固步自封，直到這場慘敗，中國人才真正痛醒。
也正因爲如此，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黨人在3年後掀起了一場變法的熱潮，儘管這一歷史進程被無情打斷並引發了庚子年的巨禍，但中國走向並融入世界的腳步並未因此而止步。庚子年後，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繼而宣佈預備立憲，這一切努力雖然夾雜私心，但畢竟讓中國放眼海外，並踏上了近代化的歷程。
也就在清末新政時期，清廷宣佈重建海軍並先後購入4艘最新的巡洋艦。按海軍大臣、貝勒載洵的計劃，清末海軍將在7年內添置頭等戰艦8艘、各型巡洋艦20餘艘，勢頭直追日本艦隊。可惜的是，這一規模宏大的計劃最終被辛亥年的隆隆炮聲所打斷。
帝國崩潰之前，“海圻”號的出訪大概是中國海軍最後的亮點。也就在辛亥那年，這艘國內最好的軍艦奉命前往英國參加新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儀式。途中，墨西哥爆發排華暴亂，300餘名華人被害，並波及古巴等國家。
外交受挫之餘，“海圻”號迅速趕往南美護僑。在其森嚴炮口下，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賠禮道歉，並答應懲辦兇手、賠償損失。這無疑是晚清外交中一場難得的勝利，值得後人敬仰與深思。（節選自金滿樓《重讀甲午：中日國運大對決》，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
